【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杨沙沙】告别经济高增长阶段后，中国如何面对潜在经济增速放缓和需求不足的挑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在其新书《增长奇迹之后——总需求管理与结构改革》中，以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和日韩等经济体为样本，总结上述经济体在经济增长奇迹之后遇到的调整和对策，给中国经济提供经验和启示。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在报道中称，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可能引发新一轮贸易战，而中国将选择大幅提振国内消费，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张斌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经历过增长奇迹的国家发展轨迹高度相似，工业化高峰期过去之后，经济增长开始减速，而需求不足将导致连锁事件。大萧条时期，美联储货币政策开错了药方，加剧了萧条；日本通缩时期，宏观经济管理当局一直犹豫不决，大幅拉长通缩时间。以史为鉴，张斌认为学术界已经总结出 “药方”。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理发师，谁水平高
环球时报：哪些国家经历过高速增长奇迹？有外媒认为，中国经济已结束连续多年两位数增长。对此，你怎么看？
张斌：整个人类历史上，经济能以每年5%或者6%的高速增长持续20年的国家非常罕见。二战以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掰着指头都能数过来，比如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等；日本则从战后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20多年保持高速增长；自20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期间，“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也经历了迅速发展；再往后就是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今天，经济已经有40多年的持续增长期。2012年是一个分水岭，此后中国的高增长期或者工业化高峰期基本结束，接下来进入到一个中高速增长阶段。
回顾历史，这些经历过增长奇迹的国家发展轨迹其实高度相似，由于成功的工业化，带来一个高速增长期，持续二三十年后，经济增长开始减速。中国经济的赶超进程并没有改变。
环球时报：为什么2012年是一个分水岭？
张斌：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2012年前后人均收入接近购买力平价标准下的8000美元。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均收入超过8000美元，则意味着工业化高峰期的结束。为什么是这个数字？一国经济发展达到这个阶段，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工业化水平已经达到一定高度，第二需求端更多转向对服务的需求。
以中国为例，现在即便是农民工这样的中低收入群体，月收入也已经能够覆盖食品、家电等生存需求。这时候再让普通老百姓消费升级，进一步提高生活品质，靠的是服务业。
进入这一阶段，需求发生重大调整，对工业品需求占比下降，对服务需求占比进一步提高。举个例子，在手机没有普及时，随着人们越来越有钱，能够买手机的人也就越多。但等到每个人都买得起手机的时候，大家不会因为收入翻了3倍就去买3个手机，人们更多愿意去为手机APP提供的服务付费。
而进入这一阶段后，生产效率提升也相对困难。对于一些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没有太多可以向发达国家学习的经验。比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理发师的理发技术水平，很难说谁更好一点。对一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如科研、教育、医疗、金融等，发展中国家学习起来比较困难，进步也较为缓慢。因此，无论是消费升级还是产业升级，都会驱使资源更多从工业向服务业部门转移，特别是向那些技术、知识含量比较密集的服务业部门转移。
假如A不愿意花钱了……
环球时报：中国近年来采取了很多措施刺激需求。今年10月份，国家相关部门围绕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扩大国内有效需求等五个方面，加力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我们应该怎样应对需求不足的局面？
张斌：理解需求不足才能阻断需求不足。我们可以从诱因、市场失灵以及应对政策三个层次依次分析需求不足：第一层，需求不足最初的诱因可能是经济遭受新冠疫情突然冲击、收入分配矛盾突出，或者遭遇国际经济不景气等外部危机；第二层，凭借市场自发的调节机制，并不能让需求不足自我修复；第三层，凭借逆周期政策等应对政策，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例子理解需求不足：ABC三个人，突然有一个诱因使得A不愿意花钱了。在同一个经济体里，每个人的支出都是其他人的收入。A不愿意花钱，B和C的收入就会下降，B和C就会减少支出，结果将导致ABC的收入和支出形成螺旋下降。
在上述的圈里，你可以看到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我的收入下降了，我的自然支出也下降了，但是放在全社会范围看，结果就是“螺旋下降”，也就是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带来的矛盾，脱离最初诱因，会成为一个新的独立的问题，进一步放大强化需求不足。
解决需求不足，如果非要从解决诱因入手，可能未必能找对药方。就像一个人得病，你可以说病毒感染或者是突然遭遇事故导致身体得病，但是不是这些诱因就完全决定了你未来的身体健康程度？不见得。对人体伤害最大的可能不是病毒，而是人体自身的免疫风暴，放在市场上这个例子也是类似的。
比如，有人认为收入分配问题是导致需求不足的原因，但短期内未必能够解决好这个问题，因为解决需求不足是要跟时间赛跑。当市场处于一个螺旋下行的通道当中，而收入分配问题又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我们很难一夜之间去做改变，但是政策可以把市场失灵问题先解决掉，对经济的伤害就能少很多。
环球时报：如何有效刺激老百姓的需求？
张斌：制约消费增长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是收入增长放慢，钱袋子不像过去增长那么快，消费自然就会放慢。而打破负向循环，不能从体系内部打破，因为体系内部每个人做的决策都是合理的，必须要借助外部力量，即政府。让老百姓敢花钱，我们其实有很多“药方”可以开。政府打破负向循环最典型的政策工具就是逆周期政策。
而政府典型的逆周期政策就是增加支出，也就是个人不花的钱，政府来花，政府多花钱之后，非政府部门收入就会提高，老百姓的钱包充裕了，支出就会提高，最终打破这种循环。
最好的应对策略
环球时报：中国三季度GDP增速为4.6%，你怎么判断今年以及明年的经济形势？
张斌：在逆周期政策下，今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将迎来明显改善。政府多花钱，老百姓的钱包肯定要更鼓一点。今年中国经济有望实现5%的增速。明年经济形势高度取决于政府逆周期政策和特朗普冲击这两个关键变量。明年如果逆周期政策能够做得很充分，中国经济实现5%的增长可能问题不大。
环球时报：特朗普在今年竞选期间声称将所有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到60%。特朗普上台后，这将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我们怎么应对？
张斌：对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上台，关税政策究竟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但对我们来说，最好的应对策略就是扩大内需。中国扩大内需，消费水平提升后，资源会更多留在国内，出口会减少。从资源配置角度看，资源留在国内来用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