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科学报
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源动力，而高校和科研院所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枢纽。近期，在厦门大学举行的嘉庚论坛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新质生产力发展新动力”为主题，汇集了科技界、教育界、产业界、金融界的专家学者，跨界研讨了如何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探索教育、金融等关键要素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价值。
从基础研究走向新质生产力
提到新质生产力，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正是中国制造的新亮色。其中，锂电池技术支撑了交通电动化革命和能源清洁化革命，对人类社会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如今，中国锂电池出货量的全球占比达到了73.8%。
中国的锂电池究竟是如何突围的？2024年度陈嘉庚数理科学奖获奖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物理所）研究员方忠的报告就分享了这样一个从基础研究走向新质生产力的典型案例。故事的主角是物理所陈立泉院士团队，这是一段集齐了老中青第三代科研人长达40多年的奋斗史。
1978年，陈立泉从德国交流回国，倡导并牵头中国科学院、科技部一系列锂电池重大项目。不断的失败和探索，终于，在回国10年后的1988年，我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在物理所诞生。“团队牵头的重大项目为锂电池的产业前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准备。”方忠强调。
又一个十年后，1998年秋，依靠自制的设备、国产原材料和自己的技术，陈立泉团队建成了第一条年产量20万只圆柱形锂离子电池的中试生产线，解决了规模化生产锂离子电池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真正走上了推动电池产业化发展的道路。
此后，物理所架起了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之间的桥梁，拿出了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成立北京星恒，锂电池正式从实验室踏进了市场，并实现了技术上的跟跑到并跑。
而后，陈立泉受中国科学院中科集团董事长张云岗之邀，筹划并推动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CATL）的前身ATL的创办，推动了CATL成长为锂电龙头企业。中国锂电池实现了突围，领跑全球。
方忠感慨，团队并未就此止步。因为液态锂离子电池存在安全隐患，锂储量面临“卡脖子”风险。于是，陈立泉又带领团队啃起了硬骨头，角逐本质安全的固态电池和无资源束缚的钠离子电池。
2016年，团队创造性地发明了“原位固态化”技术路线，解决了固固界面世界级难题，全球率先实现规模量产。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依靠科技，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动力。”方忠在报告中总结，“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没有基础研究，就没有中国锂电池、纳电池发展的今天。物理所的科研团队为锂离子的产业化储备了知识、技术、设备和人才，支撑这一新质生产力走得更久远。”
跨越“死亡之谷”
“然而，要从科技创新走向产业创新进而真正成为新质生产力存在一个‘死亡谷’，90%以上的人都会掉下去，所以很多人不敢迈出这一步。”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祝世宁坦言。
2024年，祝世宁与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徐平的“铌酸锂光子芯片”项目获得了陈嘉庚科学奖“技术科学奖”。他们在单个铌酸锂晶片上集成了纠缠光源、电光调制器、波导分束等多种功能器件，实现了片上光量子态的高效产生和高速操控。
祝世宁在“铌酸锂光电芯片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报告中谈到，电子学革命是以衬底材料来命名，即“硅”材料，光子学革命应该以“铌酸锂”命名。该材料对于光子学的意义，等同于硅材料对于电子学的意义。
近年来，祝世宁一直致力于铌酸锂光子芯片技术的转化。他说，目前大规模光量子集成面临两个关键难题，一个是薄膜铌酸锂+X(异质异构)的材料，另一个是大面积加工技术与工艺一致性与均匀性。
关键技术与核心工艺亟待突破，而市场化企业偏重短期效益，缺乏长远规划，研发能力和研发投入严重不足，只能参与同质化、低层次的竞争。但祝世宁认为，这类技术的研发成本高、风险大、周期长，让中小企业自己承担，显然是不现实的。
针对企业研发生产“痛点”，祝世宁决定优先建设公共平台。2018年，南京大学与南京市、南京江北新区共同成立了南京南智先进光电集成技术研究院（简称“南智光电”），建起了“薄膜铌酸锂+X”异质集成光电共性技术平台。
这一公共技术平台主要提供光电芯片领域概念验证、共性研发、产品小试、量产代工，从而支撑和培育优质光电产业。祝世宁对它的定位是，一端连接南大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平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另一端连接高新技术园区，与科技领军企业一同聚焦并攻关重大共性产业技术问题，探索实现创新链连接产业链的可行路径。
就在今年，南智光电已经启动了首条铌酸锂光子芯片产线。祝世宁希望，这一平台不仅能够支撑光电前沿科研，攻关共性关键技术，促进高端光电芯片产业集聚，还能提供技术和研发服务，专业光电集成科创基金，创造商业价值。
激发创业热情提升资金支持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创新驱动，而创业活动正是这种创新活动的重要体现。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玉良从教育者的视角出发，却发现近年来年轻学子的创业热情明显下降，一些高校的国家大学科技园也受到冷落。
杨玉良在报告中指出，就业压力的增加导致大学生更倾向于选择稳定的工作，或者考研、考公，而不是冒险创业。
“可是，一个良好的市场生态，不仅大企业可以有它的稳固地位，还要不断有新成长的企业涌现出来，去挑战成熟的企业，这些中小型企业、微型企业才是市场活力真正的源泉。”杨玉良直言。
在他看来，高校创业教育不健全是影响大学生缺乏创业热情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对比国外创业教育状况时，杨玉良谈到，国外大学有非常好的跨学科创业教育，提供丰富的创业课程，涵盖从基础理论到实践技能的各个方面，且有强大的导师队伍，有学术教师和企业家、投资者共同授课。一些大学的创业中心还进行创业主题的研究，并提供思想领导力，涵盖从独角兽公司的估值到有经验创业者的影响等广泛话题。此外，高校的创业教育能得到非常好的政策和资金的支持。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有着非常浓厚的创业环境和氛围。”杨玉良表示，现阶段如何激发国内研究型大学学生们的创业热情和潜力，孕育企业家精神，是教育者十分重要的任务，这也需要政府、高校和社会共同努力，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支持。
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卫东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与金融支持”报告中，就特别谈到了需要不断完善投入增长机制。
他指出，一方面，当前我国基础研发占总研发支出比重依然低于主要发达国家，亟需提升；另一方面，未来产业的发展在技术、市场和组织等方面存在着众多不确定性，创新创业大都有长周期、高风险、轻资产等特点，这就对金融支持力度和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
“目前，政府引导基金的机构增长非常迅速，未来，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和科创企业的发展应该提供更多的耐心资本的支持。”
陈卫东表示，相信随着政府政策的改进、资金的支持以及更多社会资本的进入，未来我国支持科创企业发展和进步的力量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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