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口秀又上热搜了。
这次不是因为段子内容引争议，而是缘起于一个称呼。
几天前，上海一位29岁的女士发帖吐槽，看脱口秀被主持人互动喊“大姐”，见她不悦，主持人迅速改口“小姐姐”，她直接回了句“滚”。
该女士将此经历发到社交媒体，称自己感觉被冒犯。演出主办方公开致歉并表示赠送两张门票补偿，她依然不接受，并回复“这一补偿无法弥补我的心理创伤”。“肇事”喊“大姐”的主持人也发文致歉，说自己“使用了不当称呼”，绝无针对或调侃。
脱口秀向来被称作“冒犯的艺术”，也常有主持人与观众互动、开玩笑的环节。这次事件影响范围很小，却很神奇地成为网络热点。不少围观群众很不理解：“一句‘大姐’，能把你冒犯成这样？是不是太开不起玩笑了？”还有网友发出邀请，欢迎来天津，女性无论年长年轻，都能享受“姐姐”优待。
的确，在公众普遍的认知里，“大姐”一词没有形成什么约定俗成的负面含义，以往还是对女性的尊称，这是很多人认为新闻当事人过于敏感的理由。此前，涉及女性的“污名化”称呼包括：“小姐”和特殊行业挂钩；“大妈”成为无知、不讲理的代名词，还被收入《牛津英语词典》。
事实上，如果年龄稍长，你也许对1991年央视春晚上宋丹丹、黄宏主演的小品《手拉手》有印象。当黄宏求饶似地说出那句：“办事就得讲究个和气，你说对不，大姐？”宋丹丹立刻回怼：“你管谁叫大姐呀？瞧你那一脸褶子，你还管我叫大姐呐？”黄宏也赶紧解释：“我这不是尊称嘛。”
如果文艺作品是生活一角的凝练，那么可见，不同人、不同场合、不同语气说出的“大姐”，确实会让听者感到冒犯。
不过，回看主办方放出的现场录像，不难发现，主持人是在和观众互动过程中同时称呼台下的两位男士、女士“大哥、大姐”，从语境和语气中很难品出明显的恶意。
据当事女士自己描述，让她感到不适的，是在被叫“大姐”那一刻，“不仅仅是年龄问题，更像是一种社会对女性的无形压力。想想看，我们过了25岁，是不是经常会被周围的人提醒：‘你该结婚了’‘你不再年轻了’。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心里总是会一紧，但从没像昨天一样，让我如此直接地感受到来自公众的压力。”她这样写道，“这句话像是在提醒我：你老了，你不再年轻了。瞬间，那些藏在内心深处的焦虑全被勾了出来。”
这种焦虑我完全能够理解。它不单单是对自身年龄和形象的在意，也有着被社会时钟推着走的紧迫感。也许当事人走进脱口秀剧场前，刚刚经历过周围人的催婚，“你快30了，也老大不小了”，于是面对“大姐”一词产生了应激反应。
这种紧迫感背后，是在以往的评判标准中，不少人认为女性的年轻是优势、“人老珠黄”是自身价值的贬值。大家可能经历过，20多岁的时候，小朋友喊一声“叔叔/阿姨”而非“哥哥/姐姐”，我们还能调侃自己；真的年长了，不仅不希望自己被喊老，还试图教孩子“高情商”，管警察叔叔叫小哥哥，管乘务阿姨叫小姐姐。
类似的争议两年前曾在杭州上演。一名14岁女孩在火锅店喊30岁的服务员“阿姨”，遭到两次无视。该服务员后来称，女孩的称呼显得她很老，她不能接受，选择了无视。而女孩认为，在无法判断真实年龄的情况下，称呼较自己年长的女性为阿姨才礼貌。
梁实秋曾在散文中写道：“估量女士的年龄不妨从宽，七折八折优待。”近年来，“小姐姐”这样的称呼流行开来，听者已然耳朵发腻。在一些学者看来，这是“语言上的贿赂”。然而可悲的是，低龄化的称呼非但不能改变隐藏在它背后的价值判断——年龄的增长意味着自身价值的贬值，反而固化了这种度量衡。
社交媒体中，关于此事的讨论，话题大多是“29岁女生被叫大姐”，在笔者看来，先不谈“女生”用法是否准确，这类标题在恐惧和谄媚的同时，完成了对女性自然生命历程的生硬切割。
想想看，在前述女士愤然将被称为“大姐”视为一种冒犯并发文开怼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否也是在对那些日常被叫做“大姐”的女性群体进行以年龄为尺度的负面评价呢？
人都在一天天老去，也许会容颜衰老、精力减弱，但与之相伴的还有认知提升、阅历增长、经验积累……年龄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属性，不应该成为评判人的标准，也不会成为束缚女性施展才华、释放魅力的枷锁。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要轻易地拿年龄卡尺去比量他人的生活，给某一个年龄阶段加上身份、任务、职责，我们应当尊重个体的选择，压力源消失了，某个称呼就不再拥有开启焦虑和不适的能力。
不妨从对“大姐”的脱敏开始，善于发现并欣赏自己每一年龄阶段的闪光，让不同年龄段的人被大大方方地称呼、被平等地理解和尊重。
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大姐”被我们爱着。
在书写新中国历史的女性群英中，有一位广受爱戴、公认的“大姐”，无论老幼，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邓大姐”，她也欣然接受。她正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邓颖超。
刘言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4年10月30日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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