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文佳
翻开中国的发展日志，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超级工程，非但不是孤例，反而是“基本操作”。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使得那些动辄跨度达几十年的超级工程能够“一棒接着一棒干”。同时，严密的组织体系让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中央一旦做出决策就能层层传达、步步落实。“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正是中国制度将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为超级工程的资源调配提供了保障。
2014年12月12日，丹江口水库奔涌而来的清流跨越1400公里，抵达北京。十年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仅向北京就累计调水上百亿立方米。抚今追昔，饮水思源，兄弟省份的深情厚谊、超级工程的高瞻远瞩，历经时间沉淀而熠熠生辉。
水资源格局决定经济社会发展格局。自古以来，我国基本水情一直是夏汛冬枯、北缺南丰。北京所在的黄淮海流域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的7.2%，人口数量、耕地面积、国民生产总值却均占全国的1/3以上。水资源先天性“配置”失衡，已成为区域发展的关键掣肘因素。早在1952年视察黄河时，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筹谋了半个多世纪后，南水北调这个旨在破解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超级工程终于落地。浩浩“南水”，奔流北上，极大缓解了沿线超过200多个县市区水资源紧缺形势，有力提升了我国北方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南水北调工程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水利工程之一。按照顶层设计，我们将连接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在中国版图上形成“四横三纵、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资源配置格局。大战略，大腾挪，大发展，让人不禁感慨“茫茫九脉流中国，纵横当有凌云笔”。而翻开中国的发展日志，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超级工程，非但不是孤例，反而是“基本操作”。“北粮南运”端稳“中国饭碗”，一列列满载着粮食的“钢铁巨龙”跨越万里山河，成为稳定市场供需、守护粮食安全的大动脉；“对口援疆”谱写“边塞新曲”，人财物力的巨大投入，让天山南北的人们住上安居房、走上柏油路、喝上自来水；“生态补偿”守护“山水长治”，“一江清水出新安”的浙皖实践，真正实现了青山有“价”绿水含“金”……赞叹之余，很多观察者也在思考：“天方夜谭”何以总能在中国化作现实？
有历史学家认为，“中华古代文明起源于对黄河流域沼泽、丛林、洪水灾难和夏季酷热与冬季严寒交替所产生的挑战所做的反应”。在漫长的岁月中，无数次天灾战祸、兴衰危亡，客观上促使中华民族走向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孕育了休戚与共、守望相助的文化传统。纵然沧海桑田，但这种基因脉动让我们依然可以构建起跨越地域的情感联系，为“南水北调”这样的超级工程提供精神动力。同时中国幅员辽阔、禀赋各异，往往是“东方不亮西方亮”“荒了南方有北方”，这为各地互通有无奠定了物质基础。
但话说回来，超级工程，投入大、难度高、周期长，绝非想干就能干成的。历朝历代都在追求海晏河清、风调雨顺，为何这么多超级工程成就于当代中国？
这就指向了我们的制度优势——这种制度优势从根本上维护了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避免了“轮流坐庄”导致的朝令夕改、空头支票，也使得那些动辄跨度达几十年的超级工程能够“一棒接着一棒干”。超级工程施工体量大、牵涉地域广，严密的组织体系让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中央一旦做出决策就能层层传达、步步落实。“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正是中国制度将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为超级工程的资源调配提供了保障。
超级工程，彰显着勉力敬事、拓路踏歌的奋进姿态，也凝聚起区域融合、人文交流的精神力量。天南海北携手攻坚的过程，就是情谊联结的过程。当汩汩“南水”滋润京华大地，京鄂缘分也因水走深，双方都在彼此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留下了浓重印记。“武当蜜桔”成了北冰洋汽水的原材料，有了北京企业“兜底”，库区桔农再也不用担心“丰产不丰收”；被宋代诗人杨万里喻为“一声磔磔鸣榔起，惊出银刀跃玉泉”的翘嘴鲌，已经“游”上了北京市民的餐桌，十堰的“看家菜”成了北京“丹江渔村”的金招牌。人越走越近，心越交越亲，这就是超级工程的溢出效应。在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将利益多元、诉求多样的人们“组织起来”并非易事，但当彼此凝聚在一起，这个国家的力量就无坚不摧。
在北京团城湖明渠纪念广场，守望林、思源碑、丹水池、甘露台等景观，表达着一个共同的心声——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南水”丰盈了北京的“家底”，而爱水、护水、惜水、节水依然是这座城市永恒的主题。这项超级工程彰显的制度优势、承载的人文价值也将如“南水”一般，润物无声，涤荡心灵，夯实我们昂扬自信向未来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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