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岁的陈小花。讲述者供图
摘要：2021年，育儿嫂黄庆芝接下一单全托，24小时照顾一名一岁多女婴。两个月后，雇主消失了，小孩成了她烫手的山芋。原以为会等回雇主，并按承诺收到费用，结果三年过去，女孩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也无人过问。
是把孩子继续留下照顾，还是悄悄送走？这个问题压在黄庆芝和丈夫心里。家里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自己的小女儿也因此闹情绪，他们才开始求助派出所和媒体。没想到雇主已在服刑，女孩的妈妈也早已入狱。为了给孩子上户口，他们又发现了另一团迷雾，而自己也被塑造成“难得的好人”。可孩子的去留，依然没有人能回答。
文| 徐巧丽
编辑| 毛翊君
三通电话
黄庆芝和丈夫花72块钱，又坐上一趟绿皮火车，把全部行李搬回老家十堰。50多岁的夫妻怀里，多了一个女婴，除去两套自己的换洗衣服，包里其他空间被奶粉、纸尿裤等等婴儿用品占满。一辆小童车也挤进车厢，在孩子视线范围里，还有小黄鸭、公主玩具。
晃晃荡荡的6个小时，女婴几乎在睡觉，两个中年人焦灼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有人把她接走？最迟不过过年吧，丈夫高和意觉得。
那是2021年11月。黄庆芝考过母婴护理师资格证，两个月前，她接到一起培训的姐妹打来电话说，武汉有单活儿，带一岁多女婴，24小时全托，月薪6000多。这个工资比起在老家做家政，大约要高出两倍。
两个女儿全在武汉，大的读完中专进厂打工，小的正上大专学会计，之后也想留在省会。夫妻俩没考虑太久，收拾好东西就到了武汉白沙洲的一个新小区。
上一任保姆因为家中有事辞职，交接时黄庆芝感觉对方隐约透露过，只有一个男人管孩子。雇主姓陈，个头中等偏瘦，起先是电话联系，后来黄庆芝只见过他两次。两回都在晚上，他回来逗一下女婴，简短交代完又走了。孩子挺可怜的，她就留下这么个印象。
小兔小熊玩具，纸尿裤奶粉，这些都不缺，屋里有一大一小两辆童车。黄庆芝只管照顾就行，高和意也能住在那儿，省去他们租房的麻烦。小女儿周末会坐一小时车，从主城过去吃饭，她跟同学说妈妈在城里“带个小妹妹”，同学也羡慕她父母能在身边。
一家人团圆武汉，夫妻俩打算起将来，打工挣出小女儿的学费，之后就能攒攒她们的嫁妆。到了这个年纪，黄庆芝看同行也有人不做月嫂了，开始给自家带孙子，这也是她希望的生活。但到了2021年11月，房东忽然来敲门收租，他们才知道，陈某消失了。
介绍单子的姐妹也联系不上陈某，黄庆芝去找上一任保姆，微信没有回音。这个时候，一通陌生电话出现。对方自称陈某的朋友，说陈某出事了，让黄庆芝继续把孩子带好，“钱不会少你们的”。
快要过年了，武汉的房租抵得上十堰一个月的工资，夫妻俩决定先把孩子带回老家，毕竟有雇主电话，“肯定会来接的”。孩子正常带，到时候再算工资，这也“划算多了”，其他等年后再说。
这家人的所有信息只有一个蓝色的疫苗本，用灰白色布包装起来，一直放在出租屋里。里面写着，婴儿叫陈小花，打过两针疫苗，还有母亲的名字张某。黄庆芝带孩子打的其中一针，还有四针没打，她把本子也收进了行李。
陈小花的疫苗本。讲述者供图
回到十堰房县，黄庆芝早上带陈小花出门晒太阳，下午去小区活动室玩滑梯、蹦床。有三个小孩常跟小花一块儿玩，父母都是二三十岁的上班白领，他们有摇摇车、电子琴，陈小花也吵着要，黄庆芝给她买了便宜款。
年前一天上午，黄庆芝带着陈小花玩，又来了一通电话。说是雇主陈某的另一个朋友，还让她放心带孩子，钱不会少。黄庆芝想问他们什么时候来接，没来得及说出口，电话就挂了，再打去无法接通。
“女儿”
这个冬天，房县温度走入零下，用了十多年的热水器上个礼拜报废了，水滴了一地。找师傅查看，说是芯坏了，得重新买。洗脸刷牙得用煤气灶，洗澡就只能将就，黄庆芝提醒丈夫几次。最低档次的热水器1600块，高和意拿不出钱来。
今年的欠费账单，包括1000块的物业费，400多的农村医保，以及1万3的养老保险——黄庆芝最着急这个，念叨了两个多月——不交划不来，她51岁，再交4年就能领了。
每次问到高和意，都说没办法。黄庆芝怨他不考虑家务、不考虑细节、还不考虑经济。我上哪儿给你弄钱去？高和意也吵起来。陈小花4岁了，在一边喊，“爸爸不要说妈妈，你们也是好朋友。”
两年前春天，陈小花和小伙伴在小区楼下玩，要回家时，三个小孩跑向大人，一边叫“爸爸妈妈”。陈小花忽然也冲黄庆芝和高和意喊出一声“爸爸妈妈”。很尴尬，黄庆芝不知道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叫阿姨也不合适，叫奶奶也不合适。”最后她应了一声。
这个“女儿”跟着黄庆芝家拜年，收外公外婆、舅舅舅妈的红包。亲戚朋友问起来，黄庆芝把“帮别人带孩子，雇主跑了”的事儿一遍遍讲。一些亲戚会提醒，“对她再好，现在这个年龄了，你能负担得起吗？”
小女孩已经从66公分长到109公分，衣服从亲戚邻居那儿捎过来，都是哥哥姐姐不要的，铺在沙发上，藏在茶几下，从床边两大箱子到阳台上六大包。还有两箱玩具，小浣熊、流氓兔……都是陈小花想要，黄庆芝去买的。黄庆芝一个妹妹在北京工作，也买过仿制玲娜贝儿和星黛露寄来。
亲戚朋友给陈小花送的衣服，堆在阳台上。讲述者供图
陈小花出现在老家的第一天，邻居就问起，三年里周围人都知道这事，也帮着出主意——找政府去，送福利院去。“条件好的，也愿意养的（人家），我们也愿意。”高和意说，但他俩不敢——陈小花没有户口，觉得要“有一个正规的渠道，能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
高和意断断续续接到四五个陌生电话，上来先表明心意，想领养孩子，再关心小孩的健康问题、生活情况。有跑货车的，在外地做生意的，都是30多岁不孕的夫妻，“每家情况都比我们好”。高和意会捡好听的说，懂事、活泼、开朗、可爱，平时很健康，就是小感冒，打了针弄点药就好了。再补上一句，“邻居都这样说。”
第四家夫妻最积极，超市、游乐场，带着陈小花玩了一圈，从早上11点到下午四五点。陈小花回来带着一大袋AD钙奶和小零食，一个劲儿说阿姨带着去了哪里哪里。这家男人是跑车的，女人在人民医院附近开生活用品店。“房子都有好几套”，黄庆芝听说。她和高和意设想得好，“一个好人家能让她好好读书，培养得好，我们也能去看看。”
不久后，高和意再次接到电话，这家人只说，“去民政局问了一圈，办手续很麻烦。”因为这个原因，这些人家最后都没了联系。按照民政部《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送养人必须提交实际承担监护责任的证明，且出具孤儿的生父母死亡或者宣告死亡的证明。
再接到有收养意愿的电话，高和意就开始劝退：手续办不了，也上不了户口，我们也不敢给。最后，黄庆芝日日恼火得很，“送也送不走，养也养不起。这么复杂的事，摊在我头上。”
她常常像做一道算术题，计算自己的损失，以前一个月能挣几千，现在在家带陈小花，三年没找活儿。每个月起码向丈夫伸手两次——高和意发4000工资，会给黄庆芝3000，先交水电费，再每天买菜买肉，给陈小花添奶粉，天天逛超市买零食，月底没钱了又得要。这么一想，她感觉“人都变傻了”。
狱中来信
陈小花长到3岁，活动室的小伙伴都去上幼儿园了，剩她一个人玩滑梯。没有户口，她只能扒着幼儿园的栏杆，和小朋友一起唱歌跳舞。在家里，她自己背诗画画，自学了30个字。“爸爸妈妈你们怎么不给我找学校？我好想上学。”一听陈小花这么说，黄庆芝的小女儿就嫌啰嗦，让爸妈赶紧把她送走。
夫妻两人不吭声。自己两个女儿这么大的时候，他们在北京做家政，把孩子们扔给爷爷奶奶带。等到小女儿上小学，黄庆芝才回来找活儿，看她学习成绩不好、不做作业、不好好吃饭，都会上手打。小女儿总抱怨自己是“留守儿童”。
去年下半年，黄庆芝与高和意终于开始寻找陈小花的父母。之前，他们还在等，每天晚上，婴儿夹在中间入睡，他俩就发愁，什么时候来电话？什么人来接？怎么办？很久之后，他们才觉得不对了——电话也没变，但这几年从来没有人过问这个小孩。
“必须去报案，找各个单位问。”去年10月，靠着仅有的线索——雇主陈某和疫苗本上母亲张某的名字，两人去当地派出所求助，希望找到陈某的地址，把孩子接回去，让她上学。
一查得知，陈某正在杭州服刑，还有十多年的刑期。接回去是不可能了，只有先上户口。当时，陈某属于陈小花法定意义上的监护人，户口应该上到陈某名下。高和意出主意，让黄庆芝写了一纸信，寄到监狱。大意是：孩子身体健康，由我们从武汉带到十堰待了三年，一切都好，现在的问题是，也没有人来过问，上不了户口，找不到学校，还有这个费用，你怎么考虑？
大约三个月后，到了今年二月，他们收到了一封陈某在监狱里的回信，“我是陈小花的爸爸，收到您的来信真是热泪盈眶……我是湖北嘉鱼县的人，因为年轻时和家人发生矛盾，负气出走，到武汉发展。为了能够赚快钱赚大钱，结识了一些不好的朋友，导致今天这尴尬的局面。我现在还有多年的刑期，改造表现好可以减刑，我一定争取早日回家。女儿是我的一切。”
陈某的狱中回信。讲述者供图
黄庆芝和高和意拿到信，一字一句过完。信上没提钱的事，高和意第一反应，“（之前我们写的）白提了”。但好歹联系上了，他们也感觉到希望。过完年之后，杭州监狱一名警官来到他们家中调查情况，提到会给陈小花上户口，不过得有一纸亲子鉴定。
黄庆芝没瞒着陈小花身世，时常会逗她，“我们不是你的爸爸妈妈，你是我捡来的孩子。”半开玩笑，半是真心话——她当时想，还是在带一个别人家的孩子。
这孩子“有眼力劲儿，会来事儿”，黄庆芝观察，不管陈小花在玩玩具，还是看电视，只要一讲起身世，她就会跑来捂住自己的嘴。还会不高兴地说，“你们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客人来家里，她会端茶递水，晚上黄庆芝跳操，她也跟着跳；带去超市买零食，她挑便宜的买；教了两遍怎么刷牙洗脸，她就自己站在矮凳上完成。
黄庆芝有时让她一个人去别家玩，她不去，一定要黄庆芝陪着。有段时间，高和意在外打工，黄庆芝得了子宫肌瘤，在医院做手术躺了20天，花了六七万。她把陈小花寄养到妹妹家，女孩打视频电话就哭，问她“怎么还不接我回去？”
高和意觉得陈小花是“想要表现得好一点”，提醒黄庆芝不要跟别人讲她身世，尤其是孩子在的时候。他把陈小花叫作“高小花”，下班回来后，黄庆芝去做家务，他来陪着玩游戏、看电视，开车带她去游乐园。
黄庆芝感受到丈夫的“私心”——那次在小区楼下听到叫爸爸，高和意的反应里夹着惊喜，“觉得养了就养了吧，就把她当自己的女儿。”
现在电车兴起，高和意的荣威油车一天只能挣八九十，还没打零工一天的工资高。过了55岁，滴滴就不再给他派单。2022年他去山西的工地上干了一年，好歹挣了点钱。去年开始，活儿也少了，他只能打点零工。下半年才找到个栽树的零活儿，按天结算，一个月三四千。
等雇主陈某结费的三年里，这家人往里贴了不少钱。纸尿裤一袋50多块，一个礼拜就用完了，用到孩子三岁；奶粉买的飞鹤，经济实惠，200多一罐，用大半个月。高和意有5张信用卡，以前从不欠费，这两年开始以贷还贷。一天找不到活儿干，他就有压力。
月底发了工资，得先交1800的房贷、每月的水电费，其次才是生活费。小女儿2022年毕业后在银行做过，又转干保险，今年年初辞职了，说想玩一段时间。这一年里，小女儿伸手要钱买衣服、点外卖，黄庆芝都说没钱。小女儿把气撒到陈小花身上——“多余给自己找事儿！”
在两室一厅的家里，小女儿没有出门找同学时，就经常自己点外卖，门也锁上。同在饭桌上，她会嫌陈小花吃饭慢。有时高和意看见，陈小花想让这个姐姐一起玩游戏，姐姐拒绝多了，小孩也知趣了。小女儿总是对夫妻俩埋怨，“对她都比对我好。”
好人好事
今年5月，杭州警方回复黄庆芝一家，说鉴定结果显示，陈小花和陈某没有血缘关系。陈某也是个冤大头？黄庆芝懵了。关于两人关系，杭州警方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提到，陈某对陈小花“感情挺深”，之前女方没有管过小孩，都是陈某照管的。除此之外，再无更多信息。
6月，黄庆芝和高和意又试图去找母亲张某。派出所回复他们，张某在武汉服刑，还有两年期满，而张某的户籍在吉林，落户得跨省协调，建议刑满后，再考虑户口问题。
关于服刑人员子女的成长问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胡向阳团队做过一份调查，通过了解湖北省600名服刑人员子女，结果显示在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兄弟姐妹、亲戚、学校、未成年保护与服务中心照看之外，还有2.4%的服刑人员子女无人看护。
50%的服刑人员子女没有一辆自行车，57.14%没有一个乐器——井冈山大学硕士研究生张任涛对14个服刑人员家庭研究发现，在家庭系统中，服刑人员子女也往往面临物质条件不足，教育无法得到保障的困境。
2022年，高和意去山西打工，黄庆芝带着小花送他。讲述者供图
陈小花3岁以前身体弱，生病只能去小诊所，夫妻俩认识里面的人，偷偷给她带药。需要健康码的时候，陈小花没有走出过小区，一次烧到40度，持续了两天，还是带到熟人那里。还有次她胃口不好，高和意看不出病因，到妇幼保健院，没有身份证和户口本，挂号就给拦住了，又回到小诊所。
等不起张某的两年刑期了，夫妻俩去市福利院，想让陈小花上集体户口，好歹解决上学的问题，但福利院没有接收。一个朋友帮忙打了本地都市报的热线，说“孩子4岁了，没有户口，没法上学”。今年11月13日，事情被报道出来，一波又一波媒体挤进他们60多平的房子里。
拍摄陈小花独自刷牙洗脸的镜头，详细询问黄庆芝抚养的感受。“出于母爱……无论生活多难，夫妻俩都要把孩子照顾好。”——这个“雇主坐牢失联月嫂抚养女婴3年”的故事被传播后，在社交平台上引来称赞，“夫妻俩顶顶大好人”“孩子一看就是在疼爱中长大的”“上班上成了股东既视感”。
《极目新闻》报道，当地相关部门进行了研讨，决定在高和意、黄庆芝的户籍所在镇，为陈小花办理集体户口。事情办完，夫妻俩才想到孩子的去留。
11月14日，家里先来了一波人，了解情况后又走了。社区和妇联的也来了，给陈小花带了一套水彩笔、两罐奶粉、一壶油，问小孩上学没，黄庆芝有没有工作，说要帮助解决。高和意记得对方说，等到孩子妈妈出狱了，再谈抚养情况。这意味着起码两年之内，陈小花还要待在他们家，“不是我们家的责任，怎么让我们家负担了？”
这些天，陈小花早上7点多起床，8点左右上学。下午放学回来就开始画画，图纸铺满了茶几。高和意把这些都拍下来，发到朋友圈里。他一有空就抱孩子，当做对自己女儿亏欠的弥补——她们小时候，他都没怎么抱过。
黄庆芝比高和意焦虑很多，毕竟小孩的吃喝拉撒，“啥都压在我身上”。小女儿不上班，改交农村医保，每年400块钱也得夫妻俩掏。她叮嘱小女儿出去找工作，小女儿就把门关上。她想自己找份工作，但还是得早上给陈小花泡奶粉，晚上煮面条，接送上下学。
两年后张某会把陈小花接回去抚养吗？这家人心里都没底。
（文中陈小花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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