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去年的红火后，中国的电影市场开始遇冷，暑期档票房116.40亿元仅略高于2014年的112亿元，低于2015年的124.77亿元。国庆档票房尚可，但是总出票数约5212万张，同样不如2015年。
灯塔调查显示，影片的真实口碑、轻松好笑、话题共鸣对于观影决策越发重要，而“口碑不佳”是阻碍观影的首要因素。口碑和话题共鸣，一度是电影人梦寐以求的目标，可是今天，这成了最难以捉摸的变量因素。
最近，与张艺谋搭档创作出《狙击手》《满江红》《坚如磐石》等爆款之作的北大教授陈宇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他坦诚地说，今年电影市场的变化，让电影业内也有点“看不懂”。
陈宇 图/视觉中国“电影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个窗口，
让我们看看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新闻周刊》：去年电影市场的红火和复苏让大家都很高兴，但是没什么预兆，今年市场就冷了下来，这是因为某些原因导致的突发情况还是一些问题积累到现在的一个结果？
陈宇：市场波动是基本规律，电影行业本来也有大年小年的说法，例如电影史上知名的1994年堪称奇迹的一年。《肖申克的救赎》《辛德勒名单》《阿甘正传》《这个杀手不太冷》大量经典影片，都诞生于这一年。
疫情期间攒了很多片子没有上映，其实去年是个释放，现在回头来看，这些年影片的完成数量比快速发展的那几年是明显要少的。何况，现在观众的文化生活方式越来越多，游戏、短视频、竖屏短剧一直在分散电影的主体受众。
另外还有一个今年最突出的变化影响了电影，总结起来就是舆论对于文化类娱乐产品的影响几乎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已经可以决定一个影片的命运了。舆论当然很重要，但是从前舆论总是有所依循的，今年则不同，有些差评甚至可以没有太多理由，甚至连片子都没看。舆论场域的复杂在今年感觉特别突出。
《中国新闻周刊》：这两年不少电影因为具有一定话题度以及恰好与当时的社会情绪合拍，而获得了票房成功，例如去年《消失的她》《孤注一掷》和今年上映的《默杀》，这是不是电影界的新现象？
陈宇：大概在近两三年，把握时下国民情绪和痛点，去回应观众的情绪并抚慰他们的情绪，已经成为我们电影创作者进行创作的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按理说，之前我们电影作者，觉得在把握社会情绪的同时讲一个好看的故事就行，哪个质量好、观众喜欢，就大卖，这几年成功抓住社会情绪的作品也产生了超高票房，比如《你好，李焕英》《消失的她》等等，其实《逆行人生》也是这种思路下的创作，但是慢慢的……今年我们业界各个同仁聊天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事（回应观众的情绪）好像不太灵了。《逆行人生》引发的争议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不灵了？
陈宇：当代电影应该抓社会情绪，从创作角度肯定是没错的。但是现在如果以这种方式做主流创作方法，你会发现，情绪变化是很快的，很可能一会儿就变了，甚至是从这一极端走到那一极端。比如前一阵的“胖猫事件”（注：指2024年游戏代练“胖猫”跳江事件），如果有反应快的电影公司，马上开始做这个故事，等项目做完起码半年一年过去了，再一回头，发现当时站在这边的大众可能已经全站到另一边去了，所以这就很难把握。
另一方面是舆论包容度的问题，在今天的舆论场上，人们的包容度越来越低。他只能关心和他有关的那一点事情，而对多元的、复杂的、情感光谱中众多的色彩……没有余力去关心了，这和我们当代生活比较卷、大家都比较艰难有关系。以前在我们每个人生活尚有余力的时候，我们的情感更丰富，能去关心一个遥远的、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他的情感、疑虑，他在生活中遇见的局部烦恼，我们愿意去理解和体验，那是一个更宽广的世界。但是现在，每个人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把自己这点事想明白，捋清楚，就已经耗尽了全部注意力，其他人复杂的情感和百态的人生已经和大多数人有了一定距离。
曾经一度，电影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个窗口，让我们看看不一样的世界，电影原本就是干这个事的，但是现在，观众拒绝看不一样的世界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对于现在的市场有点看不懂”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现在市场发生的这种变化，电影界内部有没有做出一些反应？大家想要怎么办？
陈宇：暑期档结束后到目前两个月左右时间里，我们产业界的同仁在见面聊天的时候，都在讨论和思考这个问题，但基本上还处在一个措手不及的状态，很震动。很多产业前沿大公司的朋友，大家目前的感觉都是，先收缩，看看形势再说，对于现在的市场都有点看不懂，我自己最近也在思考，以前的打法现在产生了重大的变化，我得出了一些新的认知或者说一些未来可能的新打法，但都还是非常初步的想法，还没有得到市场验证。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观众心理确实已经发生改变，尤其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审美也在不断提高。当老一套不再管用，电影人是不是可以向其他娱乐方式有所借鉴？编剧技法是不是也该升级了？
陈宇：我很赞同你说的，电影是属于青年文化的东西，在其他各种娱乐产品出现后，电影好像不再像以前那样承担新锐文化产品的功能，但是我认为这本来就应该是电影的本质，电影仍然需要不断地具备这种功能，从内容到形式，要充满更新的、年轻人所需要的内容，当电影停止改变，恐怕就是电影死亡的那一天。
从我自己来讲，我在不断试图引入有意义的讲述故事的新方法，我是电影行业比较早接触网络电影和微电影的人，现在哪怕我做的是一部电影，不是一个游戏或者短视频，但是我仍然会尝试引入网络的形式特征和文化特征。比如网络内容中某些对观众情绪的呼应，比如把喜剧和生死的凛冽捏到一起的方式，都是试图在做一些新形式和新内容的突破。
《中国新闻周刊》：《满江红》电影中充满了反转，这是不是就是对网络文化的借鉴？
陈宇：《满江红》确实有高密度的反转，信息量特别大，实际上对于传统的古典电影美学来讲，电影不会有那么大的信息量。《满江红》的信息量是一般电影信息量的2—3倍，情节密度也在一般电影的两倍以上。《满江红》实际上就是做了一个和以前的类型电影完全不一样的心理节拍建设。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有没有哪部电影让你感觉很喜欢，认为它有突破？
陈宇：纯从个人趣味角度，我喜欢《红毯先生》，我并没把它当作一个商品，纯粹是个人情绪，从艺术的角度比较欣赏。还有一类，我觉得作为一个项目操作得非常漂亮，无论从艺术、商业还是各种市场角度，方方面面平衡得非常好。这类做得很漂亮的项目有两个，《热辣滚烫》和《抓娃娃》，在古典的艺术的讲故事层面上，它们讲得很踏实很清楚，从商业操作上看，它们能把握住时代特性和社会民众情绪，项目运作也很优秀，所以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能给人带来惊喜的电影越来越少了，似乎内地电影类型逐渐窄化，市场上就那么几种，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我们怎么把路给走窄了？
陈宇：有这个感觉，原因是很复杂的，非得归因的话，首先，其他影视娱乐产品在分散着我们电影的主体受众，特别是互联网短剧，这种即时性满足的阅读方式在深刻影响着深度阅读的部分群体。
另外就是刚才说到的，与社会情绪和国民心理状态有关，这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文化问题，而且是和我们国人当下的状态有很大关系，导致了对文化的影响，影响了重要的文化产品——影视。创作者会尽量选择安全、更为保险的路，而不敢去过多冒险，那这样的路自然会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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