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4岁多的奶娃背着书包兴冲冲奔向幼儿园门口，终于能够上学了。入园前她突然拉住黄庆芝和高和意，冲人介绍道：“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妈妈，我们是幸福的一家人”。
这种时刻，夫妻俩常常最满足。但马上就会笼上阴霾：他们还能当一家人多久？
实际上，黄庆芝只是曾经照顾奶娃的住家保姆。雇主突然失联后，他们将无人接管的女婴带回十堰老家，自费抚养已三年。两人边照顾着，边感觉自己年龄大了好像才懂爱小孩，两名成年女儿幼时没能感受到的陪伴，他们都“偿还”给了奶娃。
直到上学问题逼近，夫妻俩只好选择报警。奶娃的身世却让他们在不舍和失望中来回翻转：雇主找到了，在监狱，还要服刑十余年；雇主有意求助监狱、民政等部门照顾，亲子鉴定却显示他们没有血缘关系；最后辗转找到生母，她也还有两年刑满。
如今奶娃在夫妻俩老家上了公户得以上学，以后的去处，悬而未决。夫妻俩是舍不得孩子。如果他们没有年过五旬，如果他们工作稳定——但现在的自己家，算不算奶娃的好归宿？
突然消失的雇主，无法回拨的陌生来电
11月中旬，乘坐从武汉前往十堰的列车，在即将抵达时醒来，窗外已由晴空下的城市高楼换成青山间弥漫的白色雨雾。
黄庆芝和丈夫高和意来自十堰房县下的一个小镇，过去二十多年一直在外打零工，将留在老家的两个女儿送出学，还贷款在十堰市区买下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对于他们来说，有活干就挺好。
2021年7月初，一名老乡给黄庆芝介绍个去武汉带小孩的活。黄庆芝和雇主通电话，得知小孩一岁零一个月，没和生母待过，全由雇主这个父亲管。此前负责照顾的老乡把小孩送来，黄庆芝带着她前往武汉的租房，三室两厅，新小区，屋内婴儿用品俱全，品质都不错。
哪怕是个不太寻常的单，6至8千元的月薪对于黄庆芝来说却相当可观。高和意也从十堰过来跑网约车，借着租房这个临时落脚的地，夫妻俩有了想在武汉扎根的想法，这比高和意独自去西北打工好得多。
小孩很乖，乖得让他们讶异，吃饭不用哄，困了也不闹，自己找个地方趴好就睡着；高和意给自己泡的热茶，提醒过小孩一次危险不要碰，小孩就再也没有靠近过。他们习惯了唤她“奶娃”。
通常奶娃她爸十来天打次电话询问近况。到十月中旬，差不多得结第三个月工资时，黄庆芝发现雇主失联了。
几天后，房东通知他们，如果月底雇主不来续房租，只能请他们离开。
夫妻俩有些灰心地回到十堰，奶娃见了新奇的环境却觉得兴奋，在婴儿车里咿咿呀呀。这年年底，他们接到一个陌生男人打来的电话，让照顾好奶娃，会有人来接，费用也会有。这样的电话在2022年又打过两个，来自不同的人，都说得很简短，再回过去就无法接通。
他们总感觉，雇主还没想放弃这个孩子，还想叫人帮照顾，“我们就这样想的，就这样一直等。”
“不要说！我就是你们的宝宝”
报酬只有空头承诺，但黄庆芝还是当工作一样照顾着。奶娃慢慢学会说话了，冲夫妻俩发出越来越清晰的音节。教她叫爷爷奶奶好呢，还是叫叔叔阿姨？有天黄庆芝带着奶娃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听到有小朋友喊妈妈，奶娃突然也跟着冲她喊了声，她尴尬住了，磨蹭着没有立马答应。
亲友围聚时，奶娃的“亲人”常被问起，黄庆芝便逗奶娃，这是自己捡来的小孩。奶娃急急捂住她嘴，“她说妈妈你别那么说，你们就是我的爸爸妈妈，我就是你们的宝宝。”
2022年5月，在西北做工的高和意发了条朋友圈感叹：“还没有挣到钱，家里有贤妻带娃娃，我亏了娘俩，没有钱给娃娃，眼泪又巴撒。”
这年年中，黄庆芝被查出肿瘤，要做子宫切除手术，唯一一次把奶娃送离身边至妹妹家。后来黄庆芝自己想起来也觉得好笑，奶娃老给她打视频，一打就哭，“关键她哭，我也想她嘛，也跟着哭。”
年轻时忙着奔波，好像老了之后才知道，要“爱”小孩。夫妻俩拉住自己女儿，说觉得亏欠她们了。女儿笑笑没多说，这是另外一把还没打开的锁，黄庆芝只能指望，也许等她身为人母就能理解。
到2023年上旬，快3岁的奶娃问他们，为什么自己不能和其他小朋友一样上学。他们决定报警寻找雇主。
等了一段有些漫长的时间，派出所交给他们一个杭州监狱的地址。周围亲友得知后，说他们这几年白照顾了，家里条件又这么差，不如把小孩送去福利院。
一封监狱回信
夫妻俩想着，至少有眉目，先解决小孩的上学和生活问题。他们写了一封信，说明奶娃这几年的生活情况，询问雇主打算。
没多久杭州狱警来电，称对此情况非常重视。2023年冬天，他们来到黄庆芝家。
“她（奶娃）爷爷奶奶都八十多岁了，这个陈姓男孩八年没有回家。孙女的问题，他们完全不知道。”雇主老家较差的条件是夫妻俩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他们只能跟着警方走一步算一步，至少让小孩未来有着落。
2024年春节后，杭州狱警来家中给奶娃采血，因程序上需要有亲子关系的证明。夫妻俩也收到了雇主从监狱寄来的回信：
“收到您的来信，真是热泪盈眶，看着可爱的女儿，真的是心如刀绞。这孩子从出生给人的感觉就是多余的。奶奶不亲，姥姥不疼，唯一关心她的人，却身在牢笼。
……因为年轻和家人发生矛盾，负气出走到武汉发展，为了能够赚快钱，赚大钱，结识了一些不好的朋友，导致今天这尴尬的局面，我现在还有十多年的刑期。改造表现好可以减刑，我争取早日回家，女儿是我的一切。……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监狱领导尽快落实好女儿最后的归宿，不管她最后由谁来抚养，您和您的家人都是我和我闺女最大的恩人。在此，我对您和您的家人说声，感谢！”
如今再拿出这封信，黄庆芝夫妻俩泛起复杂的心酸。今年5月，杭州狱警遗憾告知，奶娃与该男子间没有亲属关系，他们最好向十堰当地政府部门求助，有任何需要随时联系。至于陈姓男子那边，狱警称会慢慢做他思想工作。
黄庆芝夫妻俩一度做好送走奶娃的准备，私下掉了不少泪，现在希望落空了。本还有点期盼的照顾补偿费之类，他们也暂时抛之脑后，继续托十堰多方部门调查，得到的又是奶娃生母也在服刑的消息。
“奶娃，你以后会不会回来找我们？”
“那个穿红衣服的是我的新朋友，老师叫了她，我现在不记得名字了，如果老师再叫一遍我就能记住！”11月12日，放学回家的奶娃跟“爸爸妈妈”介绍自己在幼儿园的动态。
目前，在十堰当地部门的协调下，奶娃上了公户，成功上学。妇联来看望时给她带了彩笔、书籍、玩具钢琴等，奶娃爱不释手。
黄庆芝计划，等奶娃上学稳定就去找份简单的工作，有点收入但不耽误照顾小孩。高和意做栽树之类的零工，11月中旬阴雨不断，他也有些天没能接到活。谁都没公开表明过，奶娃其实已是这个家庭的“烫手山芋”。
经历一年多的寻亲，一切探寻清楚后，夫妻俩能做的还是等待。生母出狱后会不会来接她？条件更好的人家来领养她是不是更好？留在自己家，政府能给补助吗，他们能把奶娃养好吗？夫妻俩不做选择，只等待一个“好结果”。
只是偶尔会忍不住问小孩，“奶娃，你以后会不会回来找我们？”
奶娃有时会应，“我长大了给妈妈买衣服穿，把妈妈打扮得漂漂亮亮”，“我知道地方，等我长大了挣到钱了，一定会回来找到你们的”，有时也只顾着玩乐，不理会大人莫名的询问。
“最后的归宿，我们都操心。以后的学习要顺利，这个结果我喜欢。我们就怕她以后学习不顺利了，知道吧？”
律师：如果小孩生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无法履行抚养责任，临时监护者可申请社会救助
北京市中闻（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凯分析表示，当前，黄庆芝和高和意实际上是在以临时照顾的身份抚养奶娃，并未获得法定监护权。如果生母两年后明确不想抚养孩子，且相关机构或法院认定黄庆芝和高和意具备继续抚养的条件，他们的抚养关系可能会被正式认可为监护关系或者收养关系，具体情况取决于法律程序。
如果他们不打算领养，但希望继续抚养奶娃，可以通过申请法定监护人或临时监护人的身份，向法院或民政部门提出申请。
如果经济上有困难，并且奶娃的生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无法履行抚养责任，夫妻俩可以向当地民政部门申请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的补助一般包括生活困难补助、孤儿抚养费等，但这些补助通常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估，并且有可能会受到政府财政支出及申请流程的限制。
奶娃的生母目前正在服刑，且未能与孩子建立持续的联系。如果生母在出狱后仍然有能力抚养奶娃，但以不负责任的态度放弃抚养，若孩子因生母的放弃抚养行为而遭遇严重的生活困境或健康危机，生母可能会面临遗弃罪的指控。在实际操作中，遗弃罪的构成与实际情况密切相关。仅仅“明确不想抚养”不一定构成犯罪，必须具备具体的后果，例如孩子被迫流落街头、无法获得基本生活保障等。法院会根据具体的事实判断是否构成犯罪。
黄庆芝和高和意最初是作为奶娃的保姆接受雇主的委托来照看孩子的。根据民事合同法，如果当初有明确约定雇主支付报酬或抚养费，那么在雇主未履行支付义务时，夫妻俩有权依据劳动合同或民事合同追讨未支付的报酬或费用。然而，由于雇主已服刑，且其是否有足够的资产履行支付责任是未知数，因此追索的实际效果可能有限。（潇湘晨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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