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丽娟
张学良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之一。2000年，凤凰卫视推出纪录片《世纪行过：张学良传》。缄默半个世纪，百岁老人的口述影像突然出现在荧幕上，迅速轰动华人世界。
为了完成这部纪录片，台湾资深媒体人郭冠英花费十年，准备、研究、思考和待机，成为张学良的忘年之交。
不久前的第五届两岸媒体人峰会闭幕后，他向我们讲述了“世纪”之后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仅是一部纪录片的幕后，还饱含着一位台湾资深媒体人从“偷偷爱国”到“公开爱国”的“中国心”。
1989年的张学良（左）与郭冠英（右）
1990年，郭冠英（左）陪同唐德刚（右）访问张学良（中）。
“这个军阀还活着？”
1971年的一天晚上，看完电影，台湾大学生郭冠英随好友王一方回到王家，偶遇了一对老夫妇。老先生戴顶线帽，跟他们闲谈，“那部电影不错。”待老先生离开，王一方随口提起，他是张学良。郭冠英当时想的是：“这个军阀还活着？”
郭冠英是台湾资深媒体人。在台湾，有人评价他是“深蓝中的深蓝”，有人称他为“小李敖”。不久前，他来到北京，参加了第五届两岸媒体人峰会。他最近一次成为两岸新闻热点，是2009年因“范兰钦”事件被撤职。而在更早之前，他有一个更具知名度的身份——纪录片《世纪行过：张学良传》的制作人、撰稿人和采访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郭冠英走近缄默了半个世纪的张学良，以忘年交和采访者的身份，制作完成了《世纪行过》。2000年，张学良百岁诞辰之际，这部纪录片在台湾TVBS和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一经播出，立即轰动华人世界，观众纷纷致函凤凰卫视，强烈要求重播。一年之后，张学良逝世，纪录片中的大量口述资料和影像愈显珍贵。直到今天，《世纪行过》仍保持着高达9.2分的豆瓣评分。
谈起《世纪行过》幕后，郭冠英说，纪录片的实际拍摄、制作花了一年，但准备、研究、思考、待机，可以说花了十年。而他与张学良的故事，还要从更久远的1949年说起。
1949年4月22日，郭冠英出生在台湾的新竹医院。两三个月前，他尚在母亲腹中，就随父母跨越海峡，自上海飞到了台湾。
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空军的一名中级军官，从重庆军需财务学校毕业后，执行的第一个任务是到上海接收江湾机场。等江湾机场修好，国民党大势已去，郭父只能随军撤到台湾，整修新竹机场。新竹机场修好后，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轰炸江湾机场。半个多世纪后，重新讲述这段历史，郭冠英反问了一句：“这不是很荒谬吗？”
孩童时的他却不是这么想的。那时，不管教科书，还是小学老师，灌输给他的都是，台湾的一切“不幸”都与一个叫“西安事变”的东西有关。懵懵懂懂间，他记住了西安事变两位“罪魁祸首”的名字——张学良和杨虎城。他一度以为，自己出生在新竹，而不是上海，正是拜张学良所赐。
小学的一位陈老师家住在台湾新竹县竹东镇，课堂上，陈老师多讲了几句课本外的闲话。于是，郭冠英晓得，张学良被关在竹东云雾缭绕的深山里，有时会走出深山，到小镇上买东西，身旁还跟着特务。至于杨虎城，陈老师的说法是“失踪”了。杨虎城到底怎么了？郭冠英“有一点好奇，但也只有一点而已”。
孩童的好奇心很快被抛之脑后，后来，他考上了台湾政治大学，读政治系。他的想法很务实，“政治系比较有前途，可以做官。”谁也没想到，毕业后他的仕途常年原地踏步，直到被撤职前也只是个“小科员”。反倒在研究近代史的领域，因大学好友王一方的机缘，得以走近张学良，成为了一名历史作家。
郭冠英是大三那年认识王一方的。“我是政治系三年级的，他是法律系一年级新生。我们一见如故，他就带我回家，在忠孝东路与敦化南路的交口处。好大的一栋房子，好大的一个院子。”
大院子的主人是王一方的父亲王新衡。王新衡是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回国以后，作为军统局官员，曾被蒋介石派去西安，才到西安没一两天，就赶上西安事变爆发。但他私下与张学良交情亦不薄，张学良晚年在台北有限的社交圈内，有广为流传的“三张一王转转会”，其中的“一王”就是王新衡。“转转会”，就是张学良、张大千、张群和王新衡相约，每月聚餐一次，四人轮流做东。
正因如此，大学时期的郭冠英才能在王家偶遇张学良。只是，当时的他还不懂历史，直到1971年，进入政大东亚研究所读研究生，他对西安事变和张学良的印象才开始转变。
成立于1967年的“东亚研究所”，最初主要是研究大陆情况，以便蒋介石知己知彼，“反攻大陆”。在这个受到特殊关照的学术机构，郭冠英看到了大量机密资料——大陆公开出版的《人民日报》《人民画报》《红旗》《参考消息》等，在当时的台湾，这些都属于“禁书”。他还看过安东尼奥尼拍摄的《中国》，“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完整的、不丑化大陆的纪录片”。当然，因为把大陆拍得“还不错”，片子没有在台湾公映。
后来，郭冠英的女儿谈到父亲的这段经历，“我爸爸本是训练来做特务，结果他反因此开了眼界，看了机密，其实只是些掩盖的常识，成了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
张学良最得意的一首诗《谒延平郡王祠》
“用手摇开了历史”
独立思考的郭冠英，真正走入历史、认识真正的张学良，则是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担任访问学者期间。
他回忆那段关键时期，“在伯克利大学的中国图书馆里看到很多中国近代史的书，我的观念转变了。张学良悲剧英雄的形象在我的脑中不断扩大，在那一栏栏的活动书架间，我用手摇开了历史。”那是1983年，郭冠英的女儿刚刚出生，儿子仅仅两岁，他说，“当我读到杨虎城全家被匕首杀死，八九岁稚子都不能幸免时，我眼泪夺眶而出。”
从图书馆的中英文书籍间蓦然回首，想起在好友家碰面的张学良，他意识到，历史就在身边。可是当时的他只能把这些深藏于心，不敢外露。
时间也没有给郭冠英太多机会，1984年访学回台，进入台湾“行政院新闻局”短暂工作不久，他又被派到纽约，一去就是四年。
1986年，杨虎城的长子杨拯民去了一趟美国——经历西安事变后，杨拯民奔向延安，决心像父亲期待的那样，“拯斯民于水火之中”，因此逃过了被捕的命运。那年他到美国是为了参加一所大学历史系举办的西安事变50年研讨会，同在国外的郭冠英得知消息，想去见他，又怕被人说是去见“共匪”。犹豫不决时，他错过了这次机会。
1988年，郭冠英外派结束回到台湾。这一年年初，蒋经国去世，王一方的父亲王新衡也在前一年离开了人世。郭冠英迫不及待地劝说好友：“你父亲去世了，他说张学良把所有的故事都告诉他了，但他来不及留下这份记录就走了……你有重大的历史责任，不容轻忽。”
王一方本是个爱玩之人，在他眼中，时不时出现在家中的张学良，只是一个“平凡的长辈”，一个“饭桌上谈笑风生、饭桌下与他儿子嬉笑玩耍的人”。
况且，当时外人拜访张学良，还没有那么自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王冀教授一直研究东北军历史，他的父亲王树常还是张学良的东北旧属，曾担任张氏父子的参谋长。王冀试图见张学良一面，始终不能如愿，据说上面传下话来：“有这个必要吗？”
完全是出于友情，王一方尝试着去牵线搭桥。终于，1988年10月，郭冠英第一次正式见到了张学良。他做了充足的准备，调侃自己“花的心思比追女朋友还要多”。结果如他所愿，一个懂东北、懂抗日的年轻人打动了耄耋之年的张学良，“他很喜欢我，愿意把他的故事告诉我。”
一老一少，往来逐渐密切。1989年3月2日，郭冠英陪同从美国飞来的王冀，一同走向了王家，这是张学良第一次约见比较“敏感”的外人。走在路上，40岁的郭冠英想到自己将“面对历史”，难掩紧张和激动，他在回忆文章中将这次会面称为“一生难得的机会”。
王冀同样紧张，在王家客厅坐定，他还在怀疑，是不是真的可以见到张学良本人。黄昏时分，时针指向6点，门口传来东北口音，戴着墨镜的张学良出现了，身边还陪着70多岁的赵四小姐。多年夙愿成真，郭冠英竟激动地呆站了几秒。所幸，坐下之后，张学良兴致颇高，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这只是一次拜访，并没提起口述史或拍纪录片的事情，郭冠英只能用耳朵拼命听，“我很高兴，他没把我们当外人，但是又急，怕记不下来，怕漏了什么。以后的三小时中，老头像马克沁水冷机枪一样，一直连发个不停，连水也不要加。说得又生动，我要去记那些字、那些话，又要去记那些故事，又常常跳去记老头的形象，又不能笔记，真是脑忙眼乱。”
三个多小时的谈话后，郭冠英成了张家常客，他常常搜罗相关的文章、资料送给张学良。这其中，就有一篇题为《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的文章，张看了连连称赞“写得好”。
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大名鼎鼎的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此前，张学良看过唐德刚所作的口述史传记《李宗仁回忆录》，他评价那部书写得好，好在何处呢？张学良后来对唐德刚解释，他未见过李宗仁，但是他和蒋介石太熟了，“你笔下所写，李宗仁所说的蒋，就是百分之百的蒋，因为蒋正是这样的人。”
读罢唐德刚论“三位一体”的自己，张学良便告诉王一方，若唐德刚来，愿意一见。王一方不认识唐德刚，巧合的是，郭冠英却是唐德刚早年“在纽约认识的小老弟”。更巧的是，当郭冠英联系到唐德刚时，才发现他当时人就在台湾。
这是1989年的秋冬之交，接到郭冠英的电话时，唐德刚正在高雄，准备次日访问佛光山，并做学术报告。然而，一个“治史者”，遇见一个活生生的“造史者”，况且还是一个尚未完全恢复自由的“造史者”，当然不能错过。第二天，唐德刚就从高雄秘密飞至台北。这才有了后来唐德刚陆续访问张学良的11盘口述历史录音带，以及“一部未完成的回忆录”——《张学良口述历史》。
彼时，张学良与唐德刚，一个89岁高龄，一个年近花甲，一个东北口音，一个安徽乡音，两人耳朵还都不大灵光。陪同在旁的王一方对陈年往事兴趣不大，只能由四十出头的“小郭”负责“串场”。事后，“小郭”诙谐地调侃自己，“（假如）唐德刚是大将军，那么我等于是很有学问的小太监。”
有一次，张学良讲到自己作的一首诗《谒延平郡王祠》，“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这是他1962年被幽禁时，经过台南的延平郡王祠时所作。延平郡王，即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
念完诗，张学良问唐德刚：“我最得意后面两句，你知道这个是讲谁？”唐德刚不太明白张学良的意思，直接回答“郑成功”。张说，那你就不懂了。郭冠英以前听张学良讲过这首诗，马上把话题接住：“这是讲汉公自己啊。”张学良确是在讲自己，讲他最得意的东北易帜。他解释说，郑成功抗的“强胡”是荷兰，其“丰功”并不是遵从了明朝的正朔，而是将台湾入了版图；我也是这样的，我这个“易帜”不是尊奉了“中华民国”的正朔，而是在“确保东北入版图”。
以传记历史见长的唐德刚曾说：“写一个人的传，你要比他自己还要了解他。”从伯克利大学的活动书架，到引介历史学家们访问张学良，不知不觉，郭冠英对这位忘年好友的了解已经超过了很多人。
恰在这时，张学良走出了神秘的家门。1990年6月1日，在张群的坚持下，90位海内外名人作为发起人，热热闹闹地为张学良庆祝了九十大寿。他的名字不再是禁忌，郭冠英说，一时之间，张学良成了一只“历史的熊猫”。人们热衷谈论他，市面上有关他的书籍、戏剧、电影汗牛充栋，穿凿附会，却又百谈不厌。曾做过5年电视的郭冠英有了一个想法，是时候留点历史下来了，他想为张学良拍摄一部口述历史纪录片。
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和杨虎城
“你忘了我是中国人”
好事多磨，1993年春天，郭冠英念念不忘的纪录片终于开拍。那时，他还在新闻局上班，工作之余，带着局里的摄像机，来到张学良家中，先后访问拍摄了三次，每次两个半小时。第四次拍摄则是在台湾世贸顶楼聚餐时两个小时的“偷拍”。
相对《世纪行过》纪录片四集两百多分钟的时长，四次不足十个小时的拍摄素材并不算多，但拍到的第一手口述内容却足够精彩。这不得不归功于访问者多年的准备、研究和积淀。郭冠英告诉记者，纪录片中的大部分口述内容，他在过去的两三年都亲耳听过。但为了让张在镜头前自然地再讲一次，他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
一开始，他没有直接问西安事变，而是从东北的白山黑水问起。果然，张学良很愿意讲，讲父亲张作霖靠“保险队”起家；讲自己出生在逃难的车上，小时候差点没能活；讲自己小时候跟着有广东口音的老师学英语，以为nine的意思是“狗”（粤语“九”与“狗”同音），dog的意思是“犬”，后来又学到nine dogs直接懵圈。
张学良眼弱耳背，每次访问，郭冠英先拟好问题，印在A3纸上，每个字都有一寸见方。后来，观众在《世纪行过》纪录片中看到，张学良总是捧着张白纸，以为他在读讲稿，其实他是在看字号放大了的问题。
精心准备之下，张学良几乎在镜头前把所有的关键故事都讲了出来。郭冠英很清楚，直接问政治态度，张学良可能会回避，就故意激他：“东北那么大，又有强日支持，你为什么不独立？”果然，张学良一听，一脸不悦，甚至有点责备“小郭鬼子”不懂情理：“你独立就和中国脱离，就跟日本人去啦，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要独立……”
张学良还回忆了当年跟日本人讲的一句话。父亲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日本派前驻华公使林权助到沈阳吊唁。事后，林权助一直逼问张学良，到底是怎么决定的？张学良说，林老先生，你替我想的比我自己想的都周到，可有一件事你没有想到，“你忘了我是中国人”。
郭冠英认为这是《世纪行过》最重要的三段访问之一。第二段则是关于西安事变的千古之谜。张学良究竟为何发动西安事变？1936年12月24日，放蒋的前一天晚上，周恩来、张学良与蒋介石夫妇谈了什么？半个世纪来，学者们穷尽海内外史料，努力从各个角度梳理历史公案，偏偏事件的主角始终沉默。出乎意料，1989年，郭冠英第二次陪同王冀拜访张学良时，他竟主动谈起了这个最忌讳的话题：“西安事变就是逼出来的！”
1936年12月9日，正值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市万余名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请愿“停止内战”“枪口对外”。那天，张学良乘汽车赶上请愿的队伍，当着大家的面许诺：“请你们大家相信我，你们的救国心愿，我不忍辜负，在一星期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
当天晚上，张学良与蒋介石长谈，却被骂是“两面人”，怎么可以又代表蒋又代表学生？年轻气盛的张学良不高兴，但蒋介石接着说，这些学生来了我用机关枪打。这可把张学良气极了，两人大吵起来。“你机关枪不打日本人打学生？”这句话张学良没有当着蒋介石的面说出来，53年后，他告诉了王冀和郭冠英。而与蒋大吵之后第3天，西安事变爆发。
至于放蒋的前一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张学良本人回忆，蒋介石答应了：“我不剿共了，我不剿共，跟共产党合作。”郭冠英接着追问：“这是他经过他太太转达的还是他亲自跟你讲的话？”张回答：“当然！亲自！他跟我讲的。”
有了这些前情，张学良在《世纪行过》纪录片中再谈西安事变，也就不算意外了。令郭冠英意外的是，在最后一次拍摄时，张学良突然谈到了长征。
那天，为庆祝东北大学复名成功，张学良、张捷迁、孙连璿、梁肃戎、吴大猷、袁家骝、刘绍唐等在台北世贸顶楼聚餐。在张学良对面的半空中，郭冠英架起了一台摄像机。饭桌嘈杂不能收音，他把无线麦悄悄夹在张捷迁的左肩上——张捷迁坐在张学良右侧，无线麦正好可以接收到其说话的声音。“那是一次‘偷拍’，事先没跟老头打招呼，已经很熟了嘛。”郭冠英开玩笑似的告诉记者，那是最成功的一次采访。
适逢喜事，友人相聚，身着黑色西服、系上暗红色领带的张学良情绪饱满，频频举杯。没有赵四小姐作陪，他更加无拘无束：“我们都是带兵的人，谁能带？谁能把军队带得这样？他跟你走，不都带没了(指吃不了长征的苦)？”这段话后来出现在《世纪行过》中，但郭冠英一直遗憾的是，张学良紧接着自问自答的部分被错误地剪掉了：“为什么他们(红军)能做到？那就是因为他们(红军)真有他的主义、思想，他们是一致的。而我们，则不过是混吃饭罢了。”
从小，郭冠英受到的教育一直告诉他，西安事变最终导致国民党败退台湾。张学良关于长征的话，印证了他成年后的独立判断：“张学良这句话，正说明了最初北伐为什么能成功，红军后来为什么能百死不折，以致最后能打败国民党之因。”
那天的饭桌上，张学良还谈到蒋介石，同样没被剪进纪录片：“王新衡曾说，蒋先生不用人才用奴才。”王一方在一旁听到了，马上附在郭冠英耳旁轻声说道：“他说就他说嘛，引我爸爸做啥？”说罢两人相视一笑。
1993年最后一次在张家拍摄时，郭冠英的一双儿女为张学良唱了《松花江上》。
2009年，因“范兰钦”事件被从多伦多召回时，郭冠英被媒体围堵。
“了解中国近代史的最佳素材”
聚餐“偷拍”之后，郭冠英知道，在台湾的访问可以告一段落了。接下来，他计划按照张学良口述中涉及的地点及人名，逐一到大陆寻访。
不得不说，郭冠英赶上了好时机。1987年10月，两岸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次年11月，台湾正式开放大陆同胞赴台探亲。此后几年，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日趋密切。而就在他拍摄纪录片的同一年，张捷迁、宁恩承等老人们一直奔波的东北大学复校一事，终于有了眉目。1993年4月，借着东北大学复名典礼的机会，郭冠英随张捷迁等一同到了沈阳。除了参加庆典，他还想提前接洽拍摄纪录片的事宜。
这是出生在台湾的郭冠英第一次回到大陆，也是第一次见到自己的舅舅。1948年底，因母亲在上海有了身孕，外婆告诉老家的两个舅舅：“去看看姐姐，过一阵就回来。”不料，刚到上海不久，飞机就把外婆和母亲一起载去了台湾，自此便是几十年的隔岸相望。郭冠英是外婆带大的，而两个舅舅与外婆分开的那年，一个18岁，一个14岁。
这是一段他几乎从未对人讲述的往事，或许，这也是他成为“张学良狂”的原因之一。
早年在电视台，郭冠英做过5年的大陆报道，对大陆的影像并不陌生，不过，第一次大陆之行，他还是发现这里比“意识中的要好很多”。他去了北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驻留许久。同一年，他撰写的《张学良在台湾》一书简体版问世，在题为《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序言中，他写道：“这本书是写给中国人看的，我是中国人。”
应该是怀着这样的愿望，1993年秋天，郭冠英只身一人，飞到北京，开始了他的《世纪行过》寻访之旅。
有意思的是，为了腾挪出连续的拍摄档期，郭冠英特意请好友陈三井帮忙，把自己借调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陈三井时任近史所所长，与郭冠英相识便是因他在《传记文学》发表张学良相关的文章，因此欣然同意。被“借调”至近史所三个月，郭冠英一日未曾踏入近史所的大门，便直奔大陆而去了。
当时，台湾同胞还不能私自携带摄影机进大陆，而台湾的摄影机与大陆的又不通用，大陆摄影机拍摄的带子，必须花钱转录才能在台湾剪辑放映。因此，郭冠英一到北京，先去央视下属的一个企业租赁台湾通用的摄影机，然后经第一波到大陆发展的台湾媒体人黎大康介绍，在北影厂找了两个摄像帮手。
一行四人，沿着张学良的足迹，几乎访问了所有活着的历史当事人，包括杨虎城将军之子杨拯民、在华清池领兵“捉蒋”的孙铭九、张学良秘书刘鸣九、东北大学原秘书长宁恩承、军统大员沈醉、1936年领导西安大规模示威游行的学生领袖李连璧等。“那一程走了四十天，八千多公里，我是火车迷，尽量坐火车，从北京、沈阳、长春、吉林，再乘汽车回北京，因沿路有郭松龄事变的辽河边和大帅墓，再坐火车至西安、重庆，乘汽车到贵阳，因沿路有张被禁的桐梓、开阳等地。贵阳再到杭州、溪口、上海、南京……”
回到台湾，四集长达200多分钟的纪录片《世纪行过》很快剪辑完成，分别是《白山黑水》《国难家仇》《西安事变》《真自由》。郭冠英把纪录片送给朋友们看，陈三井看后赞誉，是“了解中国近代史的最佳素材”。
几经蹉跎方才完成的珍贵历史影像，按说应尽早与观众见面。可实际上，直到2000年6月，这部纪录片才在台湾TVBS电视台播出。此间种种，是一言难尽的另一个故事。
还好时间并未湮没纪录片的价值，七年间，宁恩承、杨拯民等被访人物陆续离开人世，片中镜头显得更加珍贵。
时任凤凰台时事评论员的曹景行尚未看到全片，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极有播放价值的节目。那是2000年5月，他本是到台湾采访选举情况，忙得不可开交时，无意听说TVBS下个月要播放《世纪行过》。“这么珍贵的历史镜头，这么重要的纪实采访，要是能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映，能让更多的电视观众一饱眼福，该有多好啊！”曹景行马上行动，终于辗转联系到郭冠英。询价及洽谈后，又立即飞回香港向领导报告，领导听了，立刻叫节目采购部门行动。看过两盘样带，凤凰台领导纷纷拍手叫好，马不停蹄，又开始商谈价格。
最终，凤凰卫视中文台以购片史上的最高纪录——150万新台币（约合30多万元人民币），买下了四集纪录片的播放权。7月初，《世纪行过》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整个片子从洽谈、审片到签约、播出，前后不过一个多月，堪称神速。
一个富有争议而传奇的百岁老人，其口述影像突然出现在荧幕上，迅速成为轰动华人世界的千禧年大事件之一。纪录片刚一播出，几乎所有媒体都摘编了其中的对话，仅制作专题报道的报刊就有几十家。2000年6月30日，正好是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创业板隆重上市的日子，而《世纪行过》的热度，完全超过了“凤凰”上市。
1947年被幽禁在竹东镇清泉山中的张学良。
“我要到东北去！”
《世纪行过》披露了多少新鲜史实？郭冠英客观地表示，对于历史学者来说，大部分是已知史实的“验证”，对于广大观众来说，或许冲击比较大。唐德刚则这样感慨：“张的历史多已公布于世，但你我讲，就算对，仍只属小道消息，只有他本人讲，才属第一手。”
荧屏上的“第一手”口述，让观众忍不住关注荧屏外的那个百岁老人。1993年，几乎与《世纪行过》剪辑完成同时，被软禁半个世纪的张学良迁居美国。2000年6月，他已走过一个世纪，仍与白山黑水的东北故乡天涯路远。
作为曾被张学良“视为子侄”的忘年交，郭冠英说这也是他最大的遗憾。他不只想记述历史，还想叫张学良回家乡，想为中国近代史最戏剧性的篇章，留下一个完整的结尾。
1993年，在张学良家中最后一次拍摄时，郭冠英把一双儿女也带去了。他们站在90多岁的老人身边，缓缓唱起刚学会的《松花江上》。对两个10岁左右的孩子来说，要理解并完整地唱完那首歌并不太容易。他的女儿后来回忆，爸爸“把歌词的意义讲给我听，要我们了解，要我们感受到国家之痛，国家之爱，告诉我们国家的历史，上上一代的国难家仇，我们这一代人的何去何从。”
也许张学良离开大陆后，就没听人完整地唱过这首歌。他静静地听完了，听完了“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连说“好好”，然后做了个手帕兔子来抓小女孩的鼻子。郭冠英希望，那首歌能将他带回东北，带回松花江边，与子孙后辈们同尝他那忘不了的白鱼滋味。
可惜造化弄人，郭冠英告诉记者，若非种种意外，张学良也许早在1991年就回到阔别六十多年的东北故乡了。这是张学良的最后一任特务队长李震元向郭披露的秘闻。那时，张学良的老友何世礼之孙准备结婚，邀请张到香港参加婚礼。婚礼前，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计划，参加婚礼后就从香港直飞大陆。据李震元说，三人去香港的证件都已经办好，不料，何世礼的太太突然逝世。按照传统，家中长辈去世，孙子必须三个月内成婚，否则三年内不能结婚。因此，婚礼提前举办，并由香港改到了加拿大。张学良没去成，大陆之行也就拖了下来。
李震元叙述的“版本”听起来过于简单，而最早与郭冠英一同拜访张学良的王冀教授，在回忆录中披露的“回大陆的努力”，似乎提供了事情的另一个视角。同样是在1991年初：“张将军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去台湾，想和我谈谈。我立即动身前往台湾拜会……到了院子里，他告诉我屋里有窃听器，有些话不能说，只能到院子里才能谈……果然，张将军郑重地对我说：‘我打算去大陆老家看看，去东北给父老乡亲认个错。你能不能去大陆帮我先打个招呼？’”王冀一听，此事非同小可，为了探知张的决心，追问道：“汉公你决定了吗？”张肯定地说：“决定了！我已经是90多岁的人，不能等下去了。”
随后，王冀为此事秘密地忙活起来，为了保密，连太太都没有告诉。在北京，事情办得很顺利，一切敲定，就在他回到美国，满心等待圆满的结果时，事情却如石沉大海，再也没有后续了。他一度担心是不是张学良改变了心意，然而，等他再次见到张，得到的回答却是：“我想回去看看的愿望没变过，也不会改变。不过这次的事情很不妙，总之，我们以后不要谈它了。”
事情的原委究竟如何，王冀的回忆录没有细写。此后不久，因起夜时意外受伤，张学良的身体状况一落千丈，回乡之路更为坎坷。
有一件事让郭冠英念念不忘，讲了一遍又一遍。在夏威夷，老管家林渊泉推着张学良走到一个路口时，老人突然开口说：“我要到那边去。”林渊泉以为是过马路：“可以啊，不过这边不好走，从那个路口过去比较好。”轮椅上的老人急了：“我要到东北去！”
郭冠英的执念，仅仅是基于对历史的好奇、对忘年交的感情吗？他的女儿说，“有一点，但最大的原因还是基于他对我们国家的爱。”
回首再看《世纪行过》，郭冠英最可惜的还有一句被剪掉的话，他觉得，那句话如果用来作节目的结尾就再好不过了。张学良说：“年轻人，不要自私，知道外患才知道你的国家，你能存在还是因为自己的国家，你看亡国奴，没了国家多可怜。你看看人家强国人多厉害，要国家强，你要占这个便宜，你自己要尽力量。”
两岸媒体人峰会后，郭冠英独自乘坐公交和地铁，登长城、去天坛、逛鼓楼，他对北京的熟悉让很多网友都惊叹。
“怎不令人感叹？！”
《世纪行过》火爆华人世界的同一年，陈水扁成为新一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国民党彻底输掉政权，台湾地区迎来了第一次政党轮替。彼时，郭冠英的职务身份仍是“新闻局”公务员。工作之余，他喜欢以笔名写文章，嬉笑怒骂，点评时政。如果没有发生“范兰钦”事件，郭冠英或许会安稳退休，在蓝绿分割的台湾地区，一直做一个低调的爱国者。
然而，这一切都在他满60岁前一个月戛然而止。2009年3月11日，时任台湾驻加拿大多伦多“办事处”新闻组长的郭冠英，被指以“范兰钦”为笔名，发表所谓的“辱台”文章。连续月余，岛内舆论沸沸扬扬。尽管有不少人声援郭冠英，所谓的“辱台”文章，挑动的“是统独神经，不是族群分裂”，郭冠英最终还是被判撤职三年半，丢了驻外每月1万美金的“铁饭碗”，就连460万台币（约合人民币100多万元）的养老退休金也险些化为乌有。
疯狂消费“范兰钦”的台湾媒体，把“偷偷爱国”的郭冠英，逼迫到了“公开爱国”的聚光灯下。几乎在一夜之间，他成了统派的标杆人物。有媒体翻出郭冠英女儿回忆唱《松花江上》的文章，文中写道：“父亲从小教导我是中国人，我和哥哥是爸爸的爱国工具。”由此力证，郭冠英的“中国心”，十分坚定。
事实上，郭冠英的“中国心”的确深藏多年：“我的小学校长高梓，以前是东北大学的教员，九一八的时候听到日本人打北大营的炮弹从头上飞过，为了避开日寇、伪满洲国的阻挠，她和丈夫郝更生曾陪送刘长春单刀赴会，参加奥运……”
儿时的中秋节，剥着柚子吃着月饼，母亲总是反反复复地絮叨，家乡的菜多么好吃，“明年，我们就可以回去过节了……”
初中时，他喜欢拨弄矿石收音机，偷偷倾听海峡对岸的声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的片头音乐中，郭冠英第一次听到《歌唱祖国》的旋律，没有歌词，他只觉得莫名的喜欢。
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式前，郭冠英特意赶到北京，想去鸟巢现场参与盛会，结果没拿到票，只好退而求其次，和朋友们聚在一起观看电视现场直播。那段小女孩演唱《歌唱祖国》的视频，他循环播放了至少50遍。后来，在访谈节目中、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庆宴会中、在国庆70周年的天安门广场前，他一次次地放声高歌。“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是他最喜欢的一句歌词。
当然，与西安事变和张学良相关的故事更多。1993年《世纪行过》拍摄完成后，郭冠英有了更多在海峡两岸频繁往来的机会。1996年，他从驻地温哥华悄悄飞到西安，参加了西安事变60周年的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
2012年，他为中国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组织的中华儿女文史体验营担任解说，带领台湾青年，循着历史的脉络，领略祖国的锦绣河山，去认识真实的中国。
2016年，西安事变80周年之际，郭冠英将《世纪行过》扩大制作成了14集纪录片，再次在凤凰卫视播放。新的纪录片以张学良的生平为枝，以近代史为叶，郭冠英把它定位为一部爱国主义历史纪录片，其主轴就是张学良对日本人说的话：“你忘了我是中国人。”
在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中，郭冠英意识到，交流，才能消除误解与偏见。去年6月，在厦门参加第15届海峡论坛时，他通过视频向台湾同胞大力推荐厦门。“几十年前我们从金门看厦门，一片荒芜；如今再从金门看厦门，一番现代化的发达景象。相比之下，今天的金门却是一片荒芜，怎不令人感叹？！”
“范兰钦”事件后，郭冠英曾公开表示，损失了点身外之物，但成为名人，把爱国的声音传得更广，实在值得。可惜，其高调的言论，经过台湾“新闻娱乐化”的媒体加工，只能呈现给大众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甚至有点闹剧性质的郭冠英。
也许是受到台湾媒体娱乐化的影响，面对面交谈时，郭冠英常常在严肃与玩笑之间来回跳跃，颇有“小李敖”之风。只有在书面写作和文字交流时，他才愿意展露内心深处的情感。
离开北京的前一天，他给记者转发了一条短视频——许知远在节目《十三邀》中访谈历史学家许倬云的片段。许知远问：“最重要的遗憾是什么呢？”许倬云沉思良久，一声叹息：“但悲不见九州同啊，别人可以不悲九州同，我在抗战那边长大的人，中国两个字，刻在我心里的……”
转发视频时，郭冠英写了一句话：“他是台湾最好的历史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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