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千龙网
清华大学建筑历史与文物建筑保护研究所所长刘畅。新京报记者 张建林 摄2024年4月拍摄的应县木塔。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摄刘畅于1987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1992年毕业后，他进入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工作。几年后，他离开故宫，重返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并拜入建筑史学家郭黛姮先生门下，成为梁思成先生的再传弟子。
刘畅博士毕业后便留校任教至今。上个世纪90年代，刘畅登上应县木塔，歪了的木塔柱子让他印象深刻。2012年，刘畅第一次对木塔进行扫描，为其体检。从此他便长期关注木塔损伤状态，并参与相关修缮保护和调研分析工作。
保护应县木塔的难点在哪里？“不扶正，数年后就坍塌”的担心是否多余？围绕相关问题，近日新京报记者专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文物建筑保护研究所所长、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馆长刘畅。
谈保护难点
仓促动手，对木塔也是一种伤害
新京报：学界不少专家认为，应县木塔的保护堪称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保护最具挑战性的工作，保护它的难点到底在哪里？
刘畅：所有的文物保护工作都不容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不仅要让文物遗存留下来，还要让文物自身携带的信息留存下来。如果面对的是一个处在濒危状态的文物，势必要采取适当的干预手段去修补。但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丧失一些文物信息，这给文物保护工作带来了挑战。
应县木塔拥有自己独特的地位，其重要程度毋庸置疑。它是现存唯一的一座真正具有多层使用空间的古代木构佛塔。对于一个已存近千年的木塔来说，我们一方面要让它安全，另一方面也想让它保留更多的塔身信息，所以很难。至今我们还在为建设一个复杂的全要素系统努力，希望通过系统来挖掘木塔的历史、艺术、科学等各方面价值。
新京报：上世纪90年代初，应县木塔修缮工作就正式立项。截至目前，我们有哪几种主流的修缮方案？方案“议而不决”存在哪些争议？
刘畅：我个人认为，主流的木塔保护修缮方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偏保守，类似通过局部小手术或“点穴”的方式，给木塔治病。另一类偏主动干预，希望对木塔进行解体，彻底地救治木塔。这两大类方案的技术路线，实际上都与木塔结构稳定性的评估以及价值保存等内容相关。
这两类方案不见得不是合适选项。难的是这些方案有没有做到完整有序、深入全面。这才是最大的挑战。从某种角度来讲，我觉得当时方案没有定下来是件好事，在没有完全了解木塔之前就仓促动手，其实也是一种伤害。
谈保存状况
动用“三甲医院”力量来救治木塔
新京报：目前，整个应县木塔的保存状况如何？外界“不扶正，数年后就坍塌”的担心是多余的吗？
刘畅：我把应县木塔比作老人。他的腰闪了，且歪得厉害。他的膝关节粉碎性骨折了，但下盘压得实，所以还站着。他的颈椎曾经有不少问题，后被简单粗暴地包扎过。就目前来看，膝关节的问题最大。
关于“不扶正，数年后就坍塌”这种说法，我们目前也无法精准地断定这个“数年”到底是多久。但能确定的是，如果不对木塔进行抢救，倾覆是很明确的趋势。
新京报：关于修缮应县木塔，你曾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修缮应县木塔不只是做骨科的活儿，还包括皮肤科、内科等，需要把一个三甲医院的力量都动用起来。”该如何去理解这种比喻？
刘畅：以治病救人这种比喻来描述，木塔中的一些佛像就算是内科问题，木塔中的一些壁画是皮肤科的问题，木塔结构就属于骨科的问题，对木塔潜在风险进行防范就是保健科的问题。意思是，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而不是单独去看某一科就能把它治好。所以说要动用一个“三甲医院”的力量来救治。
谈保护维修
要解答木塔结构稳定性评估的“预问题”
新京报：你也曾提出应县木塔要“住院”，就要为其设计一个移动式或固定式的“病房”？这算是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吗？
刘畅：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不论是支持木塔做小手术还是大手术，不论想采用哪种方案路线，它一定要有个“病房”的预案。“病房”是个大东西，它不只是简单依附在木塔身上的一副脚手架。
这种“病房”应该拥有自己独立的结构，甚至拥有各种“科室”，是各类技术人员可以在上面工作的地方。比如，在“病房”里，我们可以用核物理手段来探查结构内部，通过拍CT来实现数据优化，通过X光扫描来透视木塔内部的样子。这个“病房”可以起到支撑、遮挡的作用，并在木塔顶层做扫描装置。游客甚至可以到平台上观看木塔的修复。
新京报：基于不能在木塔本体上实施带有破坏性风险的加载实验的背景，你谈到了应县木塔结构稳定性评估“预问题”。“预问题”指的是什么？有何重要性？
刘畅：举个例子，《应县木塔结构稳定性评估与保护研究》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持项目，其中就强调了要研究应县木塔营建历史、形制、用材原则，构件劣化特征与损伤累积效应关系。研究的这种关系也就是应县木塔结构稳定性评估工作的基础性“预问题”。意思就是，在我们回答应县木塔结构稳定性问题之前，实际上要解答好上面的这些问题。
再打个比方，假如我们有个终极问题是要知道木塔什么时候会倒，且你试图通过用电脑模型或者实物模型，根据现实情况设置相关参数，来进行演绎推导，找到答案。那关于这种终极问题的“预问题”就是，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基础数据模型、什么样的实体实验模型。把“预问题”弄清楚了，就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了。
新京报：近年来，我们做了很多关于应县木塔保护修缮的科研工作，积累了大量数据。这些成果要如何应用到应县木塔的保护修缮中？
刘畅：木结构是会呼吸的，今天测绘的数据和明天测绘的数据也会有所不同。所以，数据的积累也是为了我们尽可能地去贴近它的初值，并且还要知道数据变化中所形成的趋势。例如，木塔在遭受地震或炮火前后、在拆了夹泥墙前后的数据变化。当然，我认为不仅是积累数据，还要去理解数据、利用数据。
新京报：在你看来，现在的应县木塔需要“扶正”吗？综合目前的各种条件来看，什么是最优解？
刘畅：不能说什么是最优解，但目前我个人倾向是落架大修。要是落架的话，我们可以做到让每个构件都拥有自己的档案库，发挥最大能力去减少文物信息的丧失。如果说是扶正一处位置，那另外的位置自然也会受到影响。根据木塔的现状，估计膝关节粉碎的这位“老人”也经不起过多的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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