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7日，“《良治：来自儒家政治的启示》新书发布会暨‘儒家与当代治理’研讨会”于海南海口举行。本次发布会和研讨会由文化纵横杂志社、三联书店等单位联合主办。香港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湘潭大学、海南大学等全国多所高校和研究单位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在《良治：来自儒家政治的启示》新书发布环节，北京大学姚洋教授等先后做了发言。
姚洋教授在题为“写作的初衷及可能的贡献”发言中，姚洋教授和海南大学秦子忠教授分别从作者角度讲述了写作《良治》一书的初衷及可能的贡献。姚教授指出，从个人角度，过去20年来他除了经济学的研究之外，还涉及了政治哲学领域，前期主要从事跟经济学关联度很高的分配正义、中国选拔体制的研究。其次，从国家角度，主要是两个方面促使这本书的写作。一方面是“两个结合”，在过去的40多年里，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从实践角度来说，党在很大的程度上回归了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那么从理论方面来说，如何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成为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是我们学者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就是国家层面和个人层面是断裂的，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切入点，将个人目标和国家目标结合起来，将党的理论和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结合起来。总的来说，儒家两千多年的发展，早已深深植根于人民的价值观中，我们这本书秉着一种学术取向，即要用现代哲学的方法去分析儒家的东西，对儒家进行重新的阐释。
秦子忠教授秦教授在发言中从其角度补充了写作《良治》一书的初衷以及可能的贡献。他指出，本书写作的初衷，从他个人方面来看，是要给自己的知识谱系植“根”；从学理方面来看，是要推进儒家参与到当代主流政治哲学的对话之中。关于本书可能的贡献，他认为主要在于这几点：第一，将儒家的人性阐释为多样的、流变的和可塑的人性；第二，基于儒家人性论推导出儒家的政治原则与宪法架构；第三，将儒家的平等阐释为以对称性为形式、以社会关系为内容的关系平等。由于基于西方实践发展起来的政治哲学不能完全移植到中国，也不可能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提供根本的指导，中国需要基于自身现实基础的政治哲学。因此，涵括中国面向世界的政治哲学，其人性基础是什么，其主体结构是什么？这是亟待研究的问题。他认为《良治》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这些问题的解答。
三联书店何奎副总编辑三联书店何奎副总编辑在题为“出版本书的意义和价值”的发言中，首先，代表三联书店向姚洋老师和秦子忠老师这本大作的出版表示衷心的祝贺。他指出，《良治》这本书，思想之深刻，观点之新锐，特别适合三联书店出版的定位和精神气质。其次，他从三个方面谈一下对这本著作粗浅的学习体会：第一，在主体内容上提出了一个新的中国政治叙事框架，立足中国传统儒家政治哲学，借鉴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并且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加以有机融合，建造了一个基于中国当代国情，体现马、中、西三者融合的混合型政治的叙述框架；第二，在研究方法上，这本书融合了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双重视角，这种政治混合型的中国当代政治需求框架也是一种包容性的设计，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长期繁荣；第三，在文本表达上，这本书体现了一个学术大众化和读者年轻化的书写风格，学理性很强，但是文风很朴实，在不同的代际的读者当中能够长盛不衰，在市场状态也能够实现一个边际效益的递增。
在儒家与当代治理研讨会的“传统如何新生——儒家现代转型的可能性”环节，北京大学朱苏力教授等先后做了发言。
朱苏力教授在题为“如何开发中国的学术和理论“的发言中，阐述了在读书过程中最先关注是书的结论，再考虑结论能否在现实生活中有所验证，因为政治理论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和实践问题；而后他借这本书提出的话题、方向以及思路，对如何开发中国的学术和理论展开评述：首先，本书作者集中关心儒家政治思想理论，其中也涉及一些法家思想；以儒家思想为开端，但是不应仅仅局限于儒家思想，历史上诸子百家思想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其次，实际上儒家的一些重要观点是被忽视的，比如天下有道；最后，在文化上，一方面可以用儒家来包装其他学科，另一方面也要在这个过程中，将中国的经验介绍给世界，如此才能促使中国的政治学和法学真正自信起来。
湘潭大学陈明教授在题为“‘善治’背后的制度依托：二千年与四十年之异同略说”的发言中，他认为儒学在兴起四十多年时间里，应该要产生一些重量级的思想成果，这些思想成果的理论深度必须要延伸到二千年的历史中去；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一个方面是两个结合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在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是破除的问题，现在这方面的解释来自于西方的理论，并且普遍化后成为我们的意识形态。他指出，《良治》这本书的意义在于讲中国制度到底是什么，彰显中国制度的根本性是什么？这样一种问题意识与视野，值得肯定。在他看来，本书内容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第一，这部著作论及“中性政府”，实际上不可能是中性的，它是整体均衡的。从根本上来说，这个制度是霸王道杂之；以大一统为宗旨，郡县制实现了儒家和法家的融合，并且由法家完成；第二，儒家对于人性的挖掘，不要讲到简单的人性论，要讲到本体论；最后，讲“结合”，就是要把我们文明的整体性建构起来。
香港大学教授贝淡宁教授围绕本书的第七和第九两章，陈述了选贤举能的几个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第一，许多学者出版了类似主题的著作，用不同的视角来解释儒家政治制度，《良治》这本书与这些书的观点有什么不一样？第二，选贤任能的目的是选拔和提拔能力和道德高于平均水平的公职人员。但能力和品德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哪个更重要？第三，关于能力和道德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要基于标准来讨论政治是进步还是退步，我们应该怎么做？怎么衡量能力，怎么衡量道德？第四，选贤任能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先前的一些著作中系统地讨论过这一差距，但在本书中讨论得较少，我希望听到作者更多的看法。第五，这本书是为了中国写的，还是为了世界写的？第六，关于传统儒学政治的现代化形式应是什么？
清华大学任剑涛教授以“探问良治根柢”为题，围绕《良治》这本书，他首先从三个方面对这本书进行了肯定：第一，这本书对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建起一个“补充”的作用；第二，他对这本书所采取的方法进路表示赞赏，即这本书试图以普遍主义的竞争性话语做出表述，来和西方流行的普遍话语竞争，是值得肯定的；任教授指出心怀一个普遍主义知识建构的宽容心态非常重要；第三，他认为中国近代以来讨论中西马的问题主要是批评出路，不讨论出路，而姚、秦二位对出路的关怀，值得赞赏。其次，他提出由这本书引出的需要继续研究的三个问题：第一，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但善政如何实现？第二，由中西马的三结合如何在知识上兜底的问题；第三，这本书将中西融于一路，因此在解释上可能导致大而化之的问题，另一个关键点在于作者以美国来反投射整个西方问题，但美国只是一个观察窗口；实际上是多路径的。
复旦大学白彤东教授在题为“贤能政治：中国的还是普世的？”的发言中，首先，他表示自己读《良治》产生了很多共鸣，该书的观点和立场与他非常一致，如都以福山的历史终结开始，并强调在在古今中西的背景之下，利用中国思想资源，找出一些新的政治理论。其次，他提出了自己几点不同的看法：第一，以冯友兰为代表的当代主流意见认为，中西差别不是“中”和“西”的差别，而是“古”和“今”的差别。《良治》对此看法有所挑战，但还不是很明确和全面。第二，本书可以更多的去阐释现代性的本质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就可以是现代的了？第三，更代表传统中国的政治体特征的是汉和宋，在现代性的完成上，宋代又推进了一步，比两位作者所讲的更正面。第四，中国历史上的制度是儒家和法家的结合，而两位作者主要关注的是儒家。第五，关于自由主义的问题要做个辩证的理性认识。
武汉大学李佃来教授在题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现代价值——兼评《良治》”的发言中，他对中国学者能够自觉将不同的思想和资源整合在一起，力图开拓和建造出一个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框架的治理机制和理论模型而感到高兴。首先，他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不可能是纯粹西方式的和保守式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吸收各种优秀思想资源特别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而发展的现代化。《良治》这本书的写作出发点正好契合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其次，关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相当大的一部分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是一种现代政治哲学，但我们不能在传统与现代相割裂的范式下来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要把传统与现代予以内在打通。最后，他从两方面阐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能够为构建当代中国政治学提供积极的思想资源。一是基于以仁为核心的民本思想，这是中国传统儒家哲学的核心理念，为全面理解现代人讲的权利具有重要价值。二是儒家哲学通过本体论和形而上学所构建的既有经验性更有先验性的良知概念，它有助于公共理性的构建。
在儒家与当代治理研讨会的“现代政治哲学视角下的儒家政治”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房宁研究员等先后作了发言。
房宁研究员在题为“从常读常新的思想史中汲取智慧”的发言中认为，《良治》这本书体现了中国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考达到的新水平、新高度。他指出，我们要从常读常新的思想史中汲取智慧，以追根溯源的方式去研究中国古代的儒家政治哲学，在元问题意义上做研究，也包括与西方政治哲学元问题的比较。房宁认为，还要利用传统思想资源认识现实问题，从国际视野，从西方发达国家政治新变化的比较中，认识当下中国。他认为这是学界未来共同的努力方向。
文化纵横杂志社杨平社长在题为“中国政治演变的内在逻辑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发言中，指出任何概念观念和政治制度的讨论离不开政治实践。他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一切政治制度实践的背后推手都是工业化、现代化运动规律，并做了以下几点评述：第一，讨论理想政治模式，离不开社会实践进程。人类社会的政治实践无不受到工业化规律左右和支配。第二，工业化是有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这个一般性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市场化、全球化；工业化还有特殊性，每一种工业化都要跟当地的具体实际结合。第三，中国工业化进程与中国政治制度选择息息相关。第四，工业化的特殊规律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工业化必然要求与地理、历史、文化等国情因素结合，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其中，中国的郡县制治理传统是影响当代中国政治的最重要传统。儒家政治的当代形态在今天仍然产生重大影响。第五，如果讲理想政治，他认为，那应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儒家文化相互融合的新形态。最后，儒家政治应该是吸收消化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崭新形态。
香港大学汪沛助理教授在题为“宽容是一种政治美德么？儒家女性主义的批判视角”的发言中，提到《良治》这本书是第一本运用哲学、政治理论、政治科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对于儒家理论做出现代化诠释的著作。书中第十三章尤其讨论了儒家和自由主义的差异，具体聚焦在个人自由、个人自决和平等问题。不过，她指出中国语境下作为伦理学的自由主义不同于西方的自由主义。“做一个自由主义者”，在英语语境中，指向的是政治、法律和经济的层面，但是在中国语境中，则有更深刻的伦理内涵。对于自由主义来说，最重要的有关于“自我-他人”关系的美德是宽容。她主要比较了两种对待他者的政治：自由主义的宽容政治和儒家女性主义的包容政治。包容政治的对象并不是圣人或者完人，也不是自由主义所设定的理性人，而是有缺点和病痛、会经历生老病死的普通人。包容政治具有历史感和时间性，其情感基础是恻隐之心。最后她得出结论，包容政治有助于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海南大学黄启祥教授在题为“儒学的世纪还原”的发言中，首先，表示姚洋教授和子忠在学术和政治上的责任感通过新著作得到了充分体现。这部作品不仅构建了一个中国治理的理想模型，还提供了深入探讨中国社会治理问题的契机。其次，他结合自己的研究，分享他对儒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应性和局限性的看法。黄教授指出，儒学具有“德性”和“和平”的特质，这些特点在长期内促进了中国的内部和谐发展，但在应对列强侵略时却显现出外交上的局限。“新文化运动”后，儒学受到批判和否定。然而，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儒学蕴含的道德和伦理价值与现代市场经济可以相辅而行。总结而言，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对儒学的还原揭示了其局限性，而改革开放后儒学的复兴则重新展示了其价值。这两次还原让我们看清了儒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适用边界和现实意义，也为当代中国如何平衡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研讨会现场海南大学隽鸿飞教授在题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普遍性与世界历史意义”的发言中指出，基于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如何处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始终是中国思想界面临的重要的问题，表现为激烈的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之争。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最为根本的问题是它们把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对立起来，至为根本的就是这种普遍性因素并不是从本民族国家内部生长起来的，而是由外部传入的、并且是使中国陷入民族危亡的根源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从而导致这样一种看似两难的局面——要普遍性（引入西式文化），就是不能要特殊性（保留中国传统文化），反之亦然。同时，由于是西欧资本入侵才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自身并不具有现代化开启需要具备的社会历史条件，这就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不同于西欧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即不仅面临着中西之争，同样面临古今之争。古今中西之争，始终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而要解决古今中西之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是要面对现实，既要面对西方思想得以产生的那个具体的现实，也需要面对中国优秀思想文化得以产生的那个具体的现实，更要直面当代中国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