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佳
可以看出，电影《浴火之路》的导演五百想拍出一部大胆的电影。是以，开篇就安排主人公崔大路（肖央饰）卧轨，当隆隆车轮以无限接近的距离在主人公的脸上飞驰，也牵动起观众无限的遐想与思绪。而被火车巨轮牵起的，还有更加绵延的寻找之路。
就这样，影片在一个打拐题材故事里，渗入公路片风格与悲怆色彩，将人性较量与挣扎延宕至更为广阔的空间。然而，越往后却越生出选择的犹疑来，致使影片整体效果也模棱两可。
“寻找”的多种层次和类型
作为一部打拐题材故事片，《浴火之路》给了被害者以绝对的主体地位，用他们的视角观察、感受、控诉与斗争，从而让观众获得了一种切近的触感。三位丢失了孩子的父母，如同穷途末路的亡命徒，义无反顾地打拐追凶，与一众人贩上演了一连串险象环生的复仇故事，也开启了一段艰难的自我救赎之路。
影片有一条清晰的故事线，简而言之，即“寻找”。寻找，是电影故事的母题之一，不仅能够延展叙事时空，赋予人物生命动能，给予故事源源不竭的动力，而且也是当代人的人生主题之一。影片中的“寻找”，有着多种层次和类型。
表面上看，是围绕孩子。三位父母，崔大路、赵子山（刘烨饰）和李红樱（赵丽颖饰），有的要找孩子，有的在找害死孩子的凶手（人贩），有的兼而有之。而3个人的“寻找”，也各不相同，有人是明线、大张旗鼓，有人是暗线、秘而不宣，有人则恍惚成谜、需要慢慢去破解。正是这样的同与不同，将此三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而这三人的关系，却并非“铁三角”。他们互相猜疑出场，各揣心思、互不信任，既彼此扶持、又互相伤害；同时也形成了某种特别的联结：崔大路与李红樱相识多年，虽有误会、却有情感依赖，赵子山需要李红樱提供线索，而李红樱需要赵子山的钱。正是这种联结，让他们彼此离不开、打不散，虽然都想“单干”，却只能共同启程、殊途同归。他们看似不稳定的关系，催生着多种意外与可能，为枯燥的寻找路注入了戏剧性，也为故事开辟了充分的发展空间。
公路片风格的寻找之路，不仅是一段旅程，更是人物命运的写照。走上这段路，主人公便走上了不确定的命运之途，但也开始趋近目标，在这条布满尘土、黄沙、山岩、似乎绵绵不绝的路上，主人公重温着曾经的快乐与痛苦，逐渐袒露自己、坦诚相待。尤其是那段怎么也走不出、总是回到原地的山路，预示着他们的困局，映射着荒凉可怖的境况，也象征着绕不开的现实。直到走出那段路，故事才迎来了首个带有浪漫主义气息的场景：星光下、篝火旁，在与骑行队的畅饮、吟唱中，主人公的命运出现转机。
“寻找”的深层内涵，也在这条路上呈现。三位失去孩子的主人公，曾经历的是灵魂深处的崩塌，致使他们心无所依。“寻找”，不只是目标，更是他们的存在方式。走上这条路时，他们或许浑浑噩噩；但经历路上的坎坷，乃至走完这条路，让他们重新审视混淆的善恶、混沌的人生。在这条路上，他们和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相遇，回味苦难、更照见自我。故而，“寻找”的另一重含义，是灵魂层面的，关联着希望，是一群迷失的人相互救赎、重新找到方向。
“恶”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如果仅止于此，那么影片还当不得“浴火”二字。所谓“浴火”，不只是艰难困苦的处境，更关涉到个体的挣扎、淬炼和重生，须经历一番极度煎熬的内在体验。在《浴火之路》中，三位主人公都丢失了孩子，其遭遇称得上“煎熬”。但电影的任务，不只是描述苦难、宣泄痛苦，更应有深层的透视和探讨。
《浴火之路》，以打拐为主题，聚焦恶、呈现恶，同时也透视恶、剖析恶，将恶的复杂层次、丰富表象，乃至连锁反应、毒树之果，皆纳入到叙事体系之中，从而超越了审视单个罪案的片面性、偶然性，将故事放在“罪与罚”的大框架之下思考。
最直接的恶果，是对受害者的摧残。对此，贯穿全片，都有细致的呈现与关照。首先，罪恶造成的伤害，刻在三位主人公身上，化为不同样式的疤痕：崔大路的“疤痕”是接连数个虚焦镜头，意味着他生活的失焦和对未来的茫然，伤痛将他留在了儿子丢失前一遍遍的回忆中。李红樱的“疤痕”，让她成为一个叙述的客体，关于“她是谁”经由许多他者之口阐释，她的生活数度被观察、描述和定义，伤痛让她失去了对自我命运的掌握。赵子山的“伤疤”就带在身上，在他身体的每个部位、每次举动里昭然若揭，尤其是他的眼神，其中饱含着非人的凶狠，就像他自己所说，将自己变成虎、变成狼，伤痛异化了他的人生。
对于恶的受害者，影片还有群像式刻画。那个由丢失孩子的家长组成的团队，在前路未知的大巴上抱团取暖，口里重复着希望，心中品尝着苦涩，这种“苦”在“团长”老侯（潘斌龙饰）跳桥的一刻，尖锐地爆发，刺伤了所有人，也刺穿了希望的幻象，让“浴火”的伤痛真实可感。
恶果的形态，还有另一种：以恶治恶，善恶交织。影片中，三位主人公都不是“纯洁的羔羊”，而是某种程度上的罪人，他们憎恨罪恶，也品味罪恶、带着伤痛作恶。影片用客观的视角冷眼旁观，乃至加以荒诞呈现。李红樱和崔大路玩“仙人跳”、崔大路轻描淡写地偷车、赵子山杀人不眨眼……界定“恶”的标准是什么？“恶”的受害者就可以作恶吗？诚然，主人公的“恶行”，是孩子被拐后的连锁反应，是被逼无奈、“毒树之果”。换言之，他们并不是主动的作恶者。那么，曾经作恶的人还可以被称作“好人”吗？这些都是影片发起的提问，也是法理层面应有的思考。
观众看这部影片的目光，势必是复杂的；因为主人公足够复杂，观众只能一边同情一边反思、一边祈祷一边战栗。而这条“浴火之路”的方向，也是复杂的；因其善恶交织，所以吉凶难料。于是，故事探讨“恶”还有另一重含义，即对“恶”的剥离。三位主人公所背负的“恶”，其实是罪恶加诸其身的“十字架”。因此，对于他们而言，无论最终孩子是否找到，他们只有冲破恶的迷雾，付出代价、重归于善，才能获得救赎。
欠缺力量的惩恶与救赎
然而，当面对惩恶与救赎，影片的态度却“暧昧”起来，一改之前大胆创新的风格，转而走进传统与老套。对于复杂的罪恶层次，其似乎无计可施，只能给出因果循环、恶有恶报的破解之法。
这也是为何当三位主人公走出荒原山路、到达寻找的目的地后，叙事脉搏就由“强”转“弱”。虽有几场痛快的打戏支撑，但总让人感觉没“打”到点子上，影片前半部分悲怆、苍凉的现实主义风格，急剧转入猎奇与宿命感交织的荒诞叙事，三位主人公一路“开挂”、晋级，直捣老巢，直面人贩。与之相对应，人贩的形象则极度脸谱化、“恶”得十分纯粹，而且为了配合剧情，皆被做了“降智”处理，能力忽高忽低。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恶有恶报”的收场。李红樱的人贩丈夫，将恶进行到底，卖过女儿还不算、又设计卖妻，罪行败露后还不安分，“空降”到晚会上的“最后一战”、揭了复仇三人组（三位主人公）的底牌，而在完成所有“工具性”使命后，被雷劈死。人贩头子胡子在各种渲染下高光出场、战力满级，却在复仇组合一顿勇猛操作后，很快被制服。至于老金，结局就更有几分“果报”的意味，他为救儿子自陷泥潭而殒命。
影片揭示了贩卖儿童罪行之恶，乃至其深刻的社会危害性，并意识到与此类犯罪作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却在“罪与罚”的关键问题上避重就轻，选择了最传统的方式，完全没有给出创新视角，难免有一种“头重脚轻”之感。
至于救赎，影片的选择也是表层的：通过一只绝境中从天而降的兔子，完成了隐喻，引导三位主人公复归善念；最终，找回了李红樱的女儿、让有情人终成眷属、又给予赵子山应有的归宿。这样的结局，虽令人唏嘘，却也堪称圆满。只是相对于“寻找”的深刻、罪恶的复杂，显然是不足的。故事尚未真正抵达“浴火之路”的尽头，就已戛然而止。
责编：尹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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