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 oriental occidental（我融合了东与西）”，柯比说。那时，她正在前往演出的路上，还没来得及换好衣服——她的演出服都是自己做的，里外三层——中式夹克、摩洛哥长袍和桑巴裙，舞蹈和她的舞裙一样，也是“东西融合”的，繁复、华丽。“不过”，她顿了顿，“圆圆来了以后，我变得更‘中国’了一点。”
在夏天的电影点映场，看到柯比说这句话，我心中已经提前构想了一个故事——一个美国华裔，如何在华服与舞蹈里“想象中国”。11月5日，由杨圆圆导演的首部纪录长片《女人世界》全国上映，这是关于一群曾在唐人街跳舞的华人舞女的故事——柯比就是舞团的领舞。杨圆圆和她相遇时刚满30岁，柯比已经92岁，1980年代华侨返乡热期间，她曾经回过一次中国。
“这太老套了。”10月中旬，听完我的构想后，杨圆圆说，那是上个年代的叙事。“而且柯比绝不仅仅是 oriental occidental，而是much more than that。她融合了东与西，融合了各种外来的文化，这在当今这个年代都是一个很先锋的事，更何况是在那个时候。”
后来我才发现，这不是一个传统的“去国怀乡”的故事，而是一个女人与另一群女人的故事——一群差点被遗忘在历史中的人，与一个渴望记录历史的人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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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世界》预告片。本文图片和视频均为 受访者提供(01:04)
《女人世界》。
我的故乡——唐人街
“余—金—巧”，这三个字念慢一点，就成了“缕—汀—迢”。这是柯比为数不多会念的汉字。另一个则复杂一点——广东、开平、荻海，柯比的中文不好，但可以清晰记得这些地名的发音。她爸爸从小就告诉她，你可以忘了一切，但你不能忘了你家乡的名字，你要永远记得你姓余，你的家乡开平荻海。
说这句话的时候，父亲还没有回中国。他是一代美国移民，出生在广东台山，20世纪初，他离开家乡，坐船到了美国，通过“买纸”的方式来到俄亥俄州的哥伦布，投奔兄弟。
这些故事是她们相遇后，柯比告诉杨圆圆的。“什么是‘买纸’呢？”杨圆圆和我解释：“在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后，这是许多在美华人的一种常见做法。因为大地震导致美国移民局发生了一场火灾，过去的身份证明都被烧毁。所以当时想移民的华人们因此获得机会，可以谎称自己出生于旧金山，以此获得美国出生的‘新身份’。”
父亲就这样在美国扎了根，和母亲经营着一家洗衣店。英文说不利索，不打紧，反正当时的亚裔只被允许住在唐人街里，做邻居生意，来往的大多是中国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他们只在这几条街里生存、孩子也在这长大。1926年，柯比出生了。
1936年，柯比（后排中间）与兄弟姐妹合影。
杨圆圆在一篇关于柯比的口述中曾这样写道：小时候，唐人街的孩⼦们都要给家里的洗衣店和杂货店打杂。有一次，熨完上百件衣服后，柯比在⼼底发誓：“绝不要一辈⼦做这种事。”6岁时，邻居家的小孩学踢踏舞，每节课学费1.5美元。起初，柯比在邻居练舞时跟着她学：“我实在太爱跳舞了，在洗衣房里跳，在家门口的人行道上跳，父亲总笑话我像个⼩小猴。”
12岁，跳踢踏舞的柯比。
“他们的父母是移民美国的第一代，大部分都是说粤语的。而生于美国的年轻一代，则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长大，他们喜欢摇摆舞、踢踏舞。”杨圆圆说。柯比的妈妈爱听粤剧，这是当地华人下班后唯一的娱乐方式，也是为数不多能听到乡音的地方。她常带着柯比去看戏。柯比听不懂，但她记得那些粤剧服饰——珠翠罗绮，环佩叮当。
很快，余家有个爱跳舞的小姑娘就传遍了大街小巷。洗衣房、街道、客厅就是她的舞台。最初，她只给爸爸的亲戚朋友们展示舞蹈。16岁那年，她去了华盛顿。不过是从一条小一点的唐人街搬到了稍大一点的唐人街。那里住着一位远房叔叔，经营着一家叫皇宫（Casino Royal）的华人戏院餐厅。餐厅舞台规模很大，有很专业的乐团，柯比大开眼界。她对杨圆圆说，当时看到舞者们漂亮的衣服，觉得“天呐，我也想跳舞”。
1945年，俄亥俄州哥伦布，柯比全家合影。
被历史曲解和遮蔽的
杨圆圆没能看到那个戏院，它早在二十世纪60年代就倒闭了。但她在海外留学时，看到了很多相似的“中国”痕迹。杨圆圆是北京人，高中的时候就喜欢创作，不想走循规蹈矩的路。后来，她把那些作品整理成作品集，通过了伦敦艺术大学的面试，18岁出国，在那里念完了摄影系本科。
她对故乡却有了别样的感受。“留学的时候，很多海外的中餐厅都让我有这种感觉。无论是餐厅的装潢，还是其中老板或服务员说话的状态，甚至是餐厅里播放的过时流行歌曲，似乎都停滞在他们移民时的中国时间。我看到了一种处于两种文化之间的‘中间状态’。”
然而，也是因为这种“中间状态”，华人移民的故事往往不被主流关注和讲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异国。杨圆圆给我看她在英国时常去的中餐厅：“它总让我有一种强烈的时空胶囊的感觉。”
毕业回国后，她一直在创作——通过展览、书籍和影片的方式讲故事，“我是学摄影的，我一直感兴趣的都是跟‘真实’有关的事情。我一直希望能够站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轴思考当下，看到当下的各种问题。”杨圆圆说。《女人世界》开拍前，她的艺术创作也是始终在关切现实的——“以调研真实的历史资料为起点，搜集资料馆或跳蚤市场的碎片，进行人物走访，把这些素材汇聚在一起，寻找它们中间的关联点”。直到遇到了舞团的奶奶们，她开始尝试起从来没做过的事——拍纪录片。
杨圆圆。
扛起摄像机拍一部纪录长片纯属一个意外。2018 年，她获得亚洲文化协会奖助金，以驻地艺术家的身份前往旧金山，调研 20 世纪演艺史的华人女性。她对好莱坞荧幕上首位美籍华人女性黄柳霜很感兴趣。“她是一个被历史曲解了很多的人。在她所生活的时代，作为华人女性，能登上荧幕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她只能演一些刻板印象的角色。其实她还做过很多丰富的事情，包括在二战的时候，作为华裔给中国募捐。”她现在至少被看见了，但更重要的是，还有很多的“黄柳霜”是被遮蔽在历史的灰色地带的。研究期间，杨圆圆又看到了另一个和黄柳霜背景相似的人物——伍锦霞（Esther Eng，1914-1970），当时好莱坞唯一的华裔女导演。“在她短暂的56年人生中，她曾经是导演、制片人、餐厅老板。而且她一直穿男装，大家叫她‘霞哥’。”而这些档案，倘若不是被发掘，以后也许再也没有人提及——它们是从仓库里无人认领的废纸堆里淘来的——在《金门银光梦》这部纪录片中，可以了解到伍锦霞拍摄过 11 部电影，包括世界上第一部全女性出演的电影《女人世界》（1939）。
《加州东方宝贝走向摩登》中的女性演员。
杨圆圆描述，1882年至1950年代，华人无法离开唐人街工作。他们就以黄柳霜在好莱坞荧幕上的形象——“龙女”、“蝴蝶夫人”，打造了一家家“东方特色”的夜总会。唐人街人口稠密，充满着西方对东方刻板印象中的“异域风情”，成了旧金山热门的观光景点。作者Kamiya Gary2015年发表在《旧金山纪事报》上的一篇文章《Forbidden City ushered in golden age of Chinatown nightclubs》记录了旧金山在那个种族歧视年代的境况：在当时唐人街的演出中，并非所有表演者都是中国人，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艺人也会改名为中国人。
大观天台夜总会海报。“最大胆的中国跳舞娃娃”
“紫禁城俱乐部”也是这样的夜总会。一张海报上，Forbidden City几个大字在中央，红底黑字，周围都是华人面孔的拼贴画。还有一张柯比的照片——凤冠霞披，撑着油纸伞，坐在“轿子”上。这时候，柯比已经是紫禁城俱乐部的老板娘了。
紫禁城夜总会海报。《旧金山指南》封面上的柯比。
柯比跳起舞来，也是“东西融合”的。杨圆圆形容，开场是中式舞，扇子摇摇晃晃，遮住柯比的半张脸，她缓缓探头，垂珠摇动。她的第一套舞服是和妈妈一起做的——那是一套改良后的粤剧戏服，最外层是一套中式夹克，第二层是摩洛哥式长袍，最里面是一条桑巴短裙（有时会扮成兔女郎）。缓缓褪下夹克后，美式摇摆舞登场了。跳到最后一曲，裙子已经短到大腿根，柯比踩着高跟鞋，再来上一曲拉丁舞。这是她的独家戏服和“三幕舞”。
柯比人生中的首张职业照，穿着母亲给做的套装。
柯比舞者写真。
回到柯比18岁的时候，作为一个华人，你怎么可能去当一个真正的舞者呢？你永远不可能像白人一样跳舞。杨圆圆告诉我，但在那个时候，华人就已经有夜总会了，大家都跟柯比说，你可以去那儿赚钱，你也可以在那儿成为一个有名的舞者。
舞女经纪人找上门，告诉柯比，如果想去更大的场子，必须穿得更性感一点。柯比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对方并不放弃，表示穿得更性感，可以获得三倍的收入，那意味着一周能挣一千美元，对贫困的华人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柯比穿上了更短的裙子，站上了更大的舞台，经纪人称之为“场子”，就这样从华人戏院跳到了紫禁城俱乐部。
紫禁城俱乐部海报。迈出这一步，就意味着断了其他后路。柯比的选择是做自己的衣服，把一场场演出变成了自己的时装秀。杨圆圆说：“但她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快乐吗？肯定有。”
柯比在20世纪60年代的舞者写真。
上世纪40至60年代，是唐人街夜总会最鼎盛的时期。华裔导演曾奕田曾在1989年拍摄的纪录片《Forbidden City U.S.A》（《紫禁城，美利坚》）中通过老照片和众人的口述“还原”了当时的场景：房间中点着灯笼，鼓、萨克斯、小号、钢琴和贝斯组成的五人乐队开始演奏——他们西装笔挺，燕尾服垂在立柱边。司仪用荤段子炒热场子，一旁的歌女唱起美国民谣，男人头戴高礼帽跳起优雅的舞蹈，杂技演员紧随其后表演钻火圈。在一曲踢踏舞结束之后，灯光熄灭，柯比登场了。
杨圆圆说，柯比在舞台上总是那么有个性，总能让全场沸腾，被誉为“最大胆的中国跳舞娃娃”。人们都冲着柯比而去，甚至还有观众慕名远道而来。《中国侨网》的一篇报道记述，就连当时的比利时国王也到访过柯比的现场。
杨圆圆在历史材料中摸索出当时游客的路线：游客（以白人为主）去唐人街观光，有一条经典的“Make the Rounds（走几轮）”路线——先去上海楼吃个晚饭，然后去紫禁城夜总会看当晚的第一轮演出，再到上海夜总会看第二轮表演，最后去大观天台看最后一轮表演。紫禁城夜总会每晚进行三场表演：八点、十点和十二点，每场四十五分钟。
游客路线。
根据留下的照片，可以看到柯比在紫禁城夜总会的单人广告：她穿着三点式比基尼，用小扇子遮住内衣，笑容玩味。头饰华丽繁重，和她跳舞时的打扮一模一样。
除了待在旧金山，柯比还跟着经纪公司到处演出，慢慢地跳到了紫禁城夜总会的首席舞者。杨圆圆的镜头纪录了舞团的另一位成员方美仙（Cynthia）回忆自己10岁的时候，第一次在紫禁城夜总会看到柯比的表演：“关于那场演出我只记得一个画面，柯比一边侧着身子跟观众献飞吻，一边唱着‘再来，再来，再来’。”
柯比。
“不能等了”
杨圆圆第一次见到柯比演出，是在拉斯维加斯。
在调研的过程中，杨圆圆又搜集了更多经历了20世纪演艺界华裔女性的资料，她们普遍成长于上世纪初，在20、30年代事业辉煌，而后走向落寞，无人问津。在一本关于唐人街夜总会的口述史《Forbidden City: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Nightclubs》里，她看到，“大家想到华人，总要想到干洗店和炒面，其实，紫禁城夜总会的舞者和歌者，歌声动人，舞姿美妙，他们是一群非常有才华的青年。”与此同时，她得知旧金山有一个都板街舞团（Grant Avenue Follies），由退休的华人夜总会舞者组成，在全美各地义演。“昔日的舞者居然还健在！”当她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刻，舞团的下一场表演在拉斯维加斯。
都板街舞团的表演。
她立马飞到拉斯维加斯。
“我第一次见到柯比，她站在舞台上，戴着自己做的帽子，穿着自己做的衣服，是绿色的，荧光绿，就像蝴蝶一样在台上转圈，一圈圈地转。”那次不是正式表演，而是在彩排。杨圆圆能感觉到，那个舞台的光还不是特别完美，不是聚光灯一样地聚焦，而是恍惚着动来动去的。“但是我觉得：这是在做梦吗？那种感觉就很美妙，很梦幻。台上这样一个蝴蝶一样在转圈的人，告诉我她92岁。那个时候，我看到了很多个人的叠影，叠在一个人身上——我看到年轻的她，年老的她，但无论如何我也不相信她92岁。”
杨圆圆说，除了柯比，方美仙（Cynthia Yee）也是舞团的核心人物。她和周笑月（Patricia Chin）都是昔日的职业舞者。周笑月刚丧偶时，在家郁郁寡欢。Cynthia和她说，一起再去跳跳舞，人生没有就这样结束。一来二去，都板街舞团就这样搭起来了，还吸引来了一批非职业舞者。
舞团还有另外两位成员——黄应英（Emily Chin）是唐人街最大教堂的牧师的女儿，家庭观念古板，永远穿得非常严实。直到晚年，她终于“可以把裙子提到膝盖以上”。马文蕙（Clara Hsu）出生于香港，十六七岁跟着父母移民到美国。她一直戴着眼镜，看起来有点像个小书呆子。加入舞团后，朋友开玩笑说她是“和尚蜕变成为女神”。
都板街舞团成员：李美儿 Mimi Lee、方美仙Cynthia Yee、黄应英 Emily Chin（从左至右）。
2019年，回中国以后，杨圆圆对在美国驻地项目所看到的一切久久无法释怀。她想做点什么，“我觉得我得回来，申请一些资金，做更多的准备，再做这些事情”。
这一年年初，杨圆圆的父亲因病去世，她在悲伤中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看见了同为摄影爱好者的父亲留下来的三脚架云台。她感到了一种“向死而生”的力量，当时就觉得“不能等了”，像冥冥中的一种暗示，她又拿起了相机。
“我一直觉得，柯比和舞团的奶奶们年轻的时候有很多想做的事。但在那个时候，她们受到很多空间的挤压，各种各样条件的限制。到了晚年，我觉得她们的故事应该被更多人听见。”杨圆圆说，“另一方面，我真的很被她们吸引。她们那种非常强劲的生命力，是在这个时代，我看到大家都在不断内卷，周围很多人，包括我，都缺乏的一种内在的生命力。她们岁数这么大，但比我活得更带劲，你知道吗？她们活得非常‘当下’。”她拍摄这个片子的动力也被她们感染：“人家这么大岁数都没什么好怕的，我有什么好怕的？就有这么一种互相鼓励着的劲儿，诶就过来了。”
开拍那天，她还是没申请到资金，交上去的申请表石沉大海。她拿着自己攒的钱换了台新设备，就这么单枪匹马地开工了。
“这是我想要忘记的事情”
杨圆圆说，柯比21岁那年，她的⽗亲到了退休的年纪，他决定圆他一生最大的梦想——带全家人衣锦还乡。回去之前，父亲也一直在往老家的村子里寄钱。百年之后，当旧家几经移址，父亲存在过的痕迹已经消散，由他出资兴建的小学还是一如往常地兴旺。
当时对于华裔的歧视虽然仍旧严重，但旧金山的报纸上已有关于柯比的报道：“龙女Coby，带来东方异域风情的……”还没念完，她就合上了相簿，一整本都是关于她年轻时的照片和报道，堆叠如山地摆放在家里。她摩挲着它们，打开，看看自己，又合上，在镜头前，她对杨圆圆说：“这是我想要忘记的事情。”
中新社华舆的一篇报道记载，当时紫禁城夜总会表演的演员拉里·秦（Larry Ching）回忆道：“即使你是这场演出的明星，他们（观众）仍然觉得高你一等，冲你讲种族主义的话，直接侮辱你或在观众席大喊大叫。我认为这对于大多数艺人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但是我不得不接受，否则我就不会做这一行。”而在当时，这位演员被誉为华人法兰克·辛纳屈（Francis Sinatra）。
杨圆圆讲述，那时夜总会的演员大都有自己的外号，一般是“华人”的前缀加上美国当地名人。例如柯比当时的绰号叫“Chinese Gypsy Rose Lee（华人吉普赛玫瑰）”，而她的第一任丈夫，大观天台夜总会的歌手，被人称为“Chinese Sinatra”（Frank Sinatra，美国歌手）。但事实上，她的丈夫并不是中国人，而是韩裔美国人。在亚裔歧视严重的时代，他改名换姓，在中国城生存下来。36岁那年，紫禁城夜总会第一任老板退休了，柯比一家买下了它。
柯比和夜总会客人。
柯比曾和杨圆圆这样描述经营夜总会的场景：弟弟穿着燕尾服在门口接客；家里一位亲戚负责弹钢琴；妹妹是服务员，姐姐负责打理财务与后厨。孩子们放学后也来帮忙，洗碗、清扫桌面；柯比依然担任“台柱子”，还是首席舞者。那一时期，她晚上经营夜总会，白天排练节目，每六个星期就要更换一场节目，确保不失回头客。但经营一家夜总会并不轻松，大女儿在屋内写作业的同时，她还要应付吧台上的醉汉。因此，她一生都厌恶酒精。
柯比和家人。
1943年底，排华法案废除。杨圆圆说，二十年之后，它的效力才逐渐显现。华人开始被允许离开唐人街工作，也可以在唐人街之外的区域购买房产了。唐人街的生意随着旅游业、餐饮业的冷清而走向衰败，夜总会自然也一损俱损。与此同时，百老汇里，一个名叫凯罗·多达（Carol Doda）的白人舞者解开了自己的胸罩。那些看热闹的观众不满足于夜总会，转向了真正的脱衣舞俱乐部。
这超越了柯比的底线，杨圆圆知道，她不喜欢裸露，也从来没有真正适应过“脱衣舞娘”或“异域风情的舞者”的称号。70年代后，由于资金问题或是家族纷争，柯比搬离了她们在旧金山市中心的房子，在湾区的San Pablo定居，从事服装设计，也会作为一个舞者去各地巡游。上述《中国侨网》的文章记录，紫禁城夜总会最终在1970年关闭，是整个旧金山唐人街坚持到最后的一家店。
杨圆圆就是在郊区的房子里找到柯比的。那天柯比推开门，看到她就问，小姑娘，你还真的找来了，是怎么找到我的？
拉斯维加斯会面之后，杨圆圆就给柯比发了邮件，她跟着邮件上写的地址找过去，几经辗转到了一处老年公寓。柯比带她去了公共活动区，问她，为啥要一直跟着我？杨圆圆很诚恳，“我想了解你更多”。杨圆圆和她讲了伍锦霞，她不知道。她又和她说了自己曾经调研过的各种唐人街，柯比突然反应过来：“ You’re not from Chinatown，you’re from China. That’s so far away.”（你并非来自唐人街，而是中国，那实在是太远了。）
第二次，柯比就带杨圆圆到家里。“我第一次去她家的时候，我就震惊了。她们家特别像是一个博物馆，很小，又很乱，但是有自己的秩序，很多图像，很多色彩。”第一次见面只是纯粹的采访。慢慢地，杨圆圆已经可以在她家架起镜头。
柯比的家。
她们终于相遇了，以自己都料想不到的速度。
卖掉夜总会后，柯比以自己的裁缝手艺为生。虽然无法欣赏母亲在厨房里哼唱过的那些粤曲，但她却始终迷恋中式戏服的美，柯比对杨圆圆说，母亲当年给她做的第一套戏服，是她一生服装设计的灵感来源。她喜欢繁复的、华丽的、精细的东西，那些简单饰样的T恤绝对不会出现在她身上。杨圆圆带她去逛上海的布料市场，她看什么都觉得有意思，这个应该搁哪儿，那个应该搁哪儿。她自己设计衣服也是——“我是个东方人，要保留一点自己的小特色，要留小立领。但我又喜欢牛仔风情舞，为什么不把这个东西也加进来呢？摩洛哥的布料我也很喜欢，也借来一点。”
让杨圆圆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柯比与她的第二任丈夫史蒂芬·金（Stephen King）的故事，她围绕两人的生活拍摄了纪录片《相爱的柯比与史蒂芬》——史蒂芬和柯比一样，也是个“拼贴艺术家”，只是一个是做服装设计拼贴，一个是做纸上拼贴。他们是在老年社交舞局中认识的。两人先是舞搭子，史蒂芬情不自禁地被柯比身上的魅力感染了。那时候，柯比已经七十岁了，史蒂芬刚刚五十岁。
柯比与史蒂芬。
用柯比的话说：“如果跳舞不好，我是不会跟他在一起的，我喜欢跟他一起跳舞。”除了对跳舞热情，两个人几乎没有共同点。但和史蒂芬在一起后，柯比发觉，跳舞又变成了一件真正快乐的事，“我们想什么时候跳就什么时候跳，想去哪就去哪，在游轮上，在各种舞池中”。年老的柯比再跳起舞，终于不再是为了生计，而是纯粹为自己的快乐而跳。
柯比和史蒂芬在家里跳舞。
史蒂芬旁边的柯比。
史蒂芬没有得体的衣橱，柯比就是他的造型师。“只要一同外出，我们从头到脚都是我做的情侣装。”柯比说。这些”情侣装“被史蒂芬剪下来贴进拼贴画里，背景是各种各样的山。史蒂芬酷爱登山，而柯比讨厌运动。“我们两个真的太不同了。在现实中，柯比是不会穿着她的小高跟鞋跟我一起去登山的。”史蒂芬把他们一起跳舞的照片剪下来，贴到户外海报上：“然而，我可以用拼贴的方式让她和我共同登上山顶。”
“柯比”和“史蒂芬”在山顶。
除了史蒂芬的陪伴，加入“都板街舞团”也是柯比晚年生活的转折点。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不愿意去谈论自己作为一个舞者的过去。但在2015年，舞团首次在“风情舞名人堂”一同演出后，柯比也发现，风情舞文化在当下已经变得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如今，它成为了一种年轻人自我表达的方式。
此后，她开始慢慢与自己的过去和解。直到2019年，杨圆圆出现在她身边。
柯比和舞团成员。
柯比晚年。
天鹅之舞
拍电影时，为了省钱，杨圆圆在旧金山租了一个“老破小”房子。“那个屋子一半的空间都是拍摄器材：电池、相机、三脚架，旁边有一张单人床。晚上剪片子、当导演，白天要拍她们的日常”，她也不知道奶奶们下一步会干嘛，但第一次拍电影，她一刻都不敢落下。奶奶们去打网球，她跟着拍了，回去一看根本用不上。硬盘里有不少这样最终没有用在剪辑里的“废片”，可她还是很快乐：“拍纪录片有一些 magic moment（魔法时刻），你会经历很多看似无聊的日常。但当那些‘magic moment’发生的时刻，摄像机后的我知道，这一刻要被留下来了。它将会超越此刻的日常，是一个会被铭记住、并被留在相机里的时刻。”
2019年，杨圆圆与摄像卡洛、柯比、史蒂芬。
她的镜头也记录下了这样一些时刻，里面有她自己：“杨圆圆跟着柯比一起，真的让她走出了自己的‘壳’，在这之后，她更享受生活了”，方美仙回忆，“有时演出结束后，我们都很累了，想回酒店睡觉，但柯比出去跳舞了。每天晚上，杨圆圆都会跟着柯比一起跳舞。”一次前往演出的路上，车里依然驾着镜头，方美仙回过头，对杨圆圆狡黠一笑：“‘老年舞团’是我们的gimmick（噱头）。”
舞团义演大多是去唐人街，有时也去养老院。夏威夷养老院义演的时候，老人们甚至感动哭了。杨圆圆说：“这些人八九十岁还能跳成这样，我也好想（像）他们一样，get up and dance。”
2018年，杨圆圆与柯比、史蒂芬，喝醉后的晚上。
2019年，杨圆圆与舞团成员在上海。
杨圆圆和她们聊天时，讲起过去到古巴艺术学校交流的经历，奶奶们忽然说：“天呐！我们从来没有去过古巴的唐人街，但从小就有所耳闻。如果你还想去，我们也很希望能跟你一起去。”
那里曾经非常繁华。据论文集《唐人街》中《哈瓦那唐人街：隐匿一百六十年》一文记载，19世纪60年代，古巴革命之后，私营企业收归国有，华人因为无法做生意，纷纷离开了唐人街。半个多世纪以来，鲜少有新移民前来，所以慢慢走向衰败。杨圆圆曾采访过仍然留在那里的老华侨：“他们说，最后一次有美国华裔来巡演，已经是1960年代的事了。”
她当时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有一个机会可以让两地的华人再见面，再在同一个舞台上表演，那会是一件多有意义的事情。
她带着老人们去了古巴，演出在一个昔日的老戏院进行，现在是古巴的武术学校。老华侨会在学校空闲的时候上去唱戏，现在没什么人愿意来看了，但他们说自己会一直唱下去，到死为止。杨圆圆安排了一场两地华人的同台演出，取名“交错剧场”。“圆一个她们的梦。”杨圆圆说。
古巴哈瓦那的舞台。
两拨老人见面，语言不通，一拨人说西班牙语，一拨人说英语。但他们都会“牙牙学语”般讲粤语，会数数字，会说“好吃”。他们唱的《鲜花调》都是同一首，从父母那学来的，和国内流传的版本完全不一样。“虽然他们没有办法交流得更多，但依然可以产生这种连接。所以我为什么非得拍纪录片？因为这样的时刻，只有纪录片能够真实地把它体现出来。”杨圆圆说。
都板街舞团成员与古巴华人。
2019年底，拍摄结束后，杨圆圆本打算回国休息一段时间，再去美国继续接下来的拍摄。她原打算带着柯比回到她的家乡——广东和哥伦布，但紧接着就迎来了2020年疫情。
她们都被短暂困在了那段时间里，只能线上交流。2020年8月，因去年在宝乐思名人堂（Burlesque Hall of Fame）演出，柯比获得了他们颁发的“传奇人物奖”，颁奖仪式因疫情原因改为线上，柯比原本“在领奖台上跳舞”的愿望也泡汤了。但颁奖那天，柯比化了全妆，换上舞裙，在家门口的车道上跳舞。“谁能想到，driveway直接变成了舞台，她看起来特别美。”杨圆圆对我说，柯比刚录好那个视频就分享给了她。
2020年，舞团成员在zoom会议视频。
谁能想到一周后，杨圆圆就接到史蒂芬的电话：“柯比昏倒了。”紧接着她就在两天之内离世了。她没能看到电影的成片在美国夏威夷影展的展出，以及都板街舞团因电影上映在中国的路演。
“但这部片子里有她，她永远都会在《女人世界》里。”杨圆圆说。从拍摄到上映，这六年以来，经历了众筹、申请、拿龙标到争取上映，杨圆圆的身体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抗癌、化疗、脱发。她像重新活了一次。她无端想起留学时“餐厅就像时空胶囊”的比喻：“纪录片也是另一种时空胶囊，而且不会轻易随着物是人非迁移，把一段特别真实的时空、和你未曾留意的细节留下来。那是：你作为一个人，和另一群人建立真实的情感联系。”
杨圆圆与柯比。
《女人世界》在中国路演的时候，有观众问柯比的女儿：“柯比生前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她想了想，说：“没有，除了一件没有做完的跳舞的衣服。”杨圆圆听后很难过，眼前浮现远方的场景——狭小的房间里，柯比的缝纫机上，躺着一件没有完成的衣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还在跳舞，还在创造。
跳舞的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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