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拿到判决书了。37岁的张玲期待着，自己能就此远离那场噩梦。
在乡下的10年里，她每天都被农活包围，打油菜籽、喂鸡鸭、做饭、照顾6岁的儿子，生活平静庸常。只是偶尔，身体会不自觉地露出异样。
只要待在封闭的房间，她就头疼得厉害；有时会突然蹿出一股无名火，想摔东西；看见陌生男性，会下意识想躲开。村民发现，这个忽然出现的女人，10年来都没离开过村子，也没有人来看过她。
直到2024年4月15日，湖南常德的民警在比对“失踪人口”信息时发现，“张玲”这个名录在沉寂多年后出现了新动向。随即，她被民警找到，再次与外界连接。
“从2010年起，我被人关了将近5年。”在派出所里，这个小麦色皮肤、衣服洗到褪色的村妇告诉警察，自己曾是一名大学生，家在常德市区，接着讲出了自己“消失”的经历。那是第一次，她事无巨细地回忆自己如何被一名叫钟鹏的男人囚禁、侵犯，又是如何逃出来被人收留，并留在乡下，过上跟失踪前全然不同的生活。
10天后，4月25日，桃源县警方将此立为刑事案件。钟鹏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刑事拘留（因过追诉期未被起诉）。5月28日检察机关以涉嫌强奸罪，批准逮捕钟鹏。10月15日，桃源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钟鹏犯强奸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案件之外，在桃源县公安局、妇联的组织下，张玲与父母分离14年后终于再次相见。桃源县妇联也计划为张玲现在的家庭提供资金补助，给张玲介绍工作机会，帮助她早日融入社会。
张玲（化名）被囚禁的地方。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离家
在母亲邓洁的记忆里，2010年1月22日原本是个普通的日子。
早上7点多，女儿张玲像往常一样去上班，临走前告诉妈妈，发了工资就给她买新衣服，语气透着欢喜。
女儿很懂事，邓洁和丈夫张忠凯都这样认为。夫妻俩在常德市区开了家早餐店，从早忙到晚，张玲打小就自己上下学、做饭，照顾自己也照顾弟弟。
张忠凯很骄傲，女儿长得漂亮，又乖巧听话，让邻居们艳羡——一定程度上，女儿是夫妻俩的一种体面，被他们一直精心维护着。为了让女儿变得更好，从她小时候起就尽可能安排好一切。
长大后，这些安排开始关乎人生道路的选择。大学读什么专业，家里人先拿主意。毕业后，张玲想多去一些地方，有意做导游，但家人担心她会晒黑、容易挨骂，就介绍她去做办公室文员。工作刚落定，家人就给她打扮，安排相亲。
“严点也是为她好，对女儿就是要多操心一些。”邓洁和张忠凯觉得，这些和带张玲单独去玩，在笔记本电脑刚兴起时舍得花几千块钱买给她一样，都是爱。
张玲感激父母的付出，也努力回报，但她从来都没告诉过父母，他们的爱有时也会变得沉重。
“从小到大，我想的都是怎么再变好一些，让父母满意，让他们更喜欢我、认可我。”逐渐地，这成为张玲的一种压力。
2010年大学毕业后，按照家人的安排，张玲回到常德工作。她在单位附近租了房，刻意保持着与家庭不近不远的距离。
但在父母眼里，女儿离他们近了，联系却没有变多。她不常回家，通话也少，有时候女儿的事问多了她还会不耐烦，“有些反常。”
很快，父母发现，张玲突然在单位做起卖日用品的小生意，还时不时提到，自己很羡慕在南方做生意的舅舅赚了钱、条件好。女儿突然表现出的野心让他们警惕起来，那是传销最猖獗的时候，老家有人因为传销人丢了、钱没了。
“我真怕她去搞传销。”邓洁说。
担心女儿出事，邓洁不再允许张玲独自在外住，然后在早餐店附近租了个房子，每天让张玲的弟弟接送姐姐上下班。
在张玲的解释里，做小买卖是她想赚些零花钱，但这无法说服父母，反而让他们更加怀疑。再往后，张玲发现，自己的房间总会被家人乱翻。
失踪前一个月，这种担心和怀疑达到了顶峰。那天，亲戚们把她堵在房间里，十几个人围住她，强迫她看反传销影片，逼她交出头目的电话，他们拆下了张玲的手机卡，查了一通，却什么都没发现。亲戚们七嘴八舌地教育她不该沾染上传销，张玲想解释，但没人听、没人信。
“他们都是长辈，我不能吵。”数落声中，张玲甚至感到一阵眩晕，委屈、压抑、烦躁积在胸口，让她难以呼吸。
紧接着，一个强烈的念头袭来——“我要离开这里。”
她找到了钟鹏——当时的男朋友介绍认识的“路子很广”的中年男人——对方告诉她，自己在长沙有人脉，可以给她介绍一份高薪工作，到时带齐所有证件，先到桃源县漆河镇会合。
2010年1月22日，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张玲搭上了去漆河镇的汽车。
如果漆河镇碌厂桥村的村民留意，或许会在那天看见，50岁的钟鹏带着一个年轻女孩回来，她皮肤白皙，脸上有一对酒窝。
那天是腊八，天气很冷，女孩穿了一件天蓝色羽绒服，紧身的绒裤塞进长靴。她跟着钟鹏上了二楼，再没出来。
张玲（化名）的父母还保存着她的照片，她失踪的那几年，母亲总会拿出来看看。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牢笼”
张玲就这样消失了。那天下午，邓洁没有等到女儿回家。家人查看监控，发现张玲进入单位，后来独自打车离开，手机信号最终停在桃源县陬市方向，之后便一直关机。
最初几天，邓洁和张忠凯还想象着女儿只是去朋友家小住，但直到春节都不见张玲踪影。他们拜托女儿的朋友一有消息就告诉自己，结果一通电话都没等来。这是从没出现过的情况，正月十五左右他们决定报警。
这时的张玲，已经被钟鹏锁在屋里30多天。
事发当天，钟鹏带张玲来到一处院子前。那是在村子的角落，院墙边上就是田地，四周几乎没有邻居。院子铁门紧锁，里面有栋二层小楼，张玲注意到，小楼的所有窗户外都用钢筋封着。小楼的大门和楼梯间也上了锁，钟鹏依次打开，带张玲上了二楼。
囚禁张玲（化名）的二层小楼。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刚走到一间小屋的门口，钟鹏立刻变了脸，往日和气的模样消失，肥胖的圆脸生出一种她从未见过的狰狞。张玲来不及反应就被钟鹏一把推了进去，然后抢走了她的包和手机，拔下电话卡。木门被猛地关上，接着是落锁的声音。
就像被扔进笼子的小鸟，她本能地砸门、大喊，手肿了，嗓子哑了，都没人回应。声音太大，钟鹏就威胁要弄死她，埋在后山，没人会知道。她忘不了钟鹏说这些话时的眼神，透着一种捕食野兽般的凶残。这让她瞬间失语，恐惧覆盖了一切感官，不敢也不能再发出声响，只剩下颤抖、哭泣。
困住她的房间刚能容下一张单人床，几乎没有走动空间。后来钟鹏见她病恹恹的，给她换到另一间屋，空间稍大些，可以来回走一走。墙把房间分成两部分，里面是双人床和一只排泄用的红色塑料桶，外面则是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台废弃的电脑和一个书柜。
第一晚，钟鹏就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他红了眼，胳膊使劲抵住我的脖子，像要掐死我。”粗暴的动作让张玲透不过气，大脑一片空白，过了许久才感受到疼痛。每隔一周，侵犯就会发生一次，她的羞耻和憎恨也会多一分。
所有的折磨都汇集成一个念头，逃离这场突然的囚禁。刚开始的那段日子，只要恐惧稍微消退，她就会拼命挣扎，撞门、大喊。换来的是身上的淤血和伤痕，这都是钟鹏对她的惩罚。最严重的一次，她被推到墙上，额头撞出了血。
她也尝试过绝食，但最后败给了求生的本能。最后，她只能幻想有人来救自己，期待着有一天那扇门打开后，走进来的不再是钟鹏，而是带她出去的人。
她不知道，没有人能听到她的声音。屋子唯一的窗户被封得严严实实，在屋里张玲只能听见下大雨的声音，有时也会透过缝隙传来稀疏的奏乐声，张玲猜那是村里正在办红白事。
据判决书，警方的现场勘验笔录和照片显示，“张玲被拘禁的地方位于二楼，楼梯中间可见带锁的木门，居住房间狭窄、门窗封闭。”
钟鹏的女儿在证言里提到，钟鹏不准张玲下楼，张玲若不听话就会遭到他的辱骂。钟鹏交代她和母亲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二楼住了个女人，“张玲从来没有下楼。家里来外人时，钟鹏会让张玲躲在房间不要出来，也不要发出声音。”后来，钟鹏又把二楼的走廊用红砖砌了面墙，只留出缝隙透气。
那座小楼与外界最近的联系，是楼后一条安静的小路，偶尔才会有一辆三轮或摩托车突突驶过去。外人不会知道，墙的另一侧，一个不属于这里的女人正在求救。
村里通往囚禁张玲（化名）小楼的路，平时鲜少有车经过。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在更广阔的视角里，这本就是一个偏僻冷寂的山村。从县城出发沿着省道行驶1个小时，再沿一处不起眼的岔路下去，驶过一段被茂密树木掩盖着的狭窄山路后，才能抵达这个名叫碌厂桥村的地方。
村里人也很少来这个整天锁着门的院子，就连钟鹏的大哥，哪怕离自己的幺弟只有100米，也鲜有来往。
这个幺弟从小就好吃懒做，起初跟着父亲学做铁匠，但不愿吃苦。桃源县是道教圣地，民间有“养庙”风俗，2005年钟鹏回村后在老屋旁建了两座庙，以收香火钱营生。但他还是常找兄弟们借钱，借了也不还，再后来，连逢年过节也都不打招呼了。
“仇人。”大哥在手掌上写下两个字，形容自己的幺弟。
钟鹏从不让大哥走进自己的院子。“他平时关门闭户的，过年打了豆腐给他也不让进，都是从大门底下递过去。”大哥说，自己把二层小楼留给钟鹏时，窗户又大又亮，结果被钟鹏改得“像个牢房”。
在这间“牢房”里，一天被分解成86400秒，张玲从未感受过时间如此漫长。她的希望被消磨殆尽，常常感到呼吸困难，总是迷糊着睡过去，一觉醒来，分不出是清晨还是夜晚。房间弥漫着排泄物的异味，和昏暗的空间一起，压得人睁不开眼。她的视力也越来越差，每天“云里雾里”，甚至出现了幻觉，在一成不变的白饭里，闻到了鸡肉和猪肉的香气。
有时，压抑也会让她变得狂躁，特别是天气晴朗的时候，但大部分时候她已经没有力气发泄。偶尔雨下得猛烈，她才会获得在门外的走廊放风的机会——只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刚喘上两口气，甚至还没看清屋外的环境就又被关了回去。
房间成了张玲最熟悉、也最厌恶的地方，和她相伴的只有米黄色地砖和白墙，偶尔会有蜈蚣和老鼠钻出来抓她一下。办公桌上的电脑是坏的，打不开，黑色的皮椅上落的全是灰。
柜子也被锁住，柜门是透明玻璃，就着微弱的光亮，张玲常常盯着里面的书脊看字，有时也会在玻璃上看到自己。日复一日，她发现镜中的少女变得憔悴、苍老，神采消失。
最后，她几乎认不出自己。
寻找
女儿失踪后，邓洁不止一次梦见她，不停说着“妈妈你救我”，一觉醒来，眼睛又哭肿了。就像个预言，她和所有人说“我的玲玲还在等我。”每次梦醒后，她就打电话给派出所，问挂着失踪人口的女儿有没有消息，答案无一例外都是否定。
张玲失踪的前三年，她和张忠凯哪有线索就去哪。女儿的手机信号消失在桃源县，她就在当地买了份保险，让熟悉每个村子的销售帮忙一起找。县辖的各个镇，最热闹的车站、集市，她也全都去过。
此时的张玲，连记忆中家人的样子都开始模糊。她不再激烈反抗，只是麻木地等待着一个机会。
起初，她还有意识地多走走，“为以后逃跑做准备。”后来，她逐渐变得“像只没有想法的动物”，活着只是本能。
每天，她只是趿拉着拖鞋在屋里晃荡，缺乏必要的锻炼让她的肌肉松弛，困了倒头就睡，饿了就躺在床上等饭吃。
在这间屋子里，她失去了一切，自由、尊严、人格，就连阳光和新鲜的空气都成了奢求……时间尺度也变得混乱，她无法准确计算自己被关了多久。
光点透过窗子的缝隙打在墙上，张玲盯着它从一边挪到另一边，一天也就过去了。开始她还能记着日子，三天后就再也数不清了。
到了最热的时节，墙烫得靠不住，晚上一次次被热醒后，张玲像烙饼一样翻来覆去。这也是她为数不多感知时间的方式——热起来，就是过了农历五月初五，转凉，八月十五就到了。
钟鹏一家在楼下厨房做菜，气味直往张玲鼻子里钻。闻到竹笋和椿树芽的味道，张玲知道，这是春天。而当窗外响起花炮声，意味着自己又挨过了漫长的一年。也只有这时，她才会从混沌中惊醒——她想家了，想妈妈。
与家人所有的不悦都不再重要，她想起自己去长沙读书，第一次出远门，妈妈带着行李一路坐公共汽车送她，隔三岔五给她送肉送饭。
她也想爸爸，但也怕他。爸爸脾气暴躁，张玲遇到事情不敢和他讲。她那时还不知道，父亲急得头发都白了大半。重逢之时，他特意请假回家，早早准备一桌菜，提前两个路口等着她。
每到过年，办团圆饭的时候，邓洁也格外挂念女儿。
“我是个最快活、最热心的人，但张玲失踪之后，我从没高兴起来过。”邓洁说，只要看见二三十岁的孩子她就会掉眼泪，把眼睛都哭花了。怕邓洁伤心，张忠凯收起了女儿的照片，但她还是会时不时掏出来再看一看。
“在我有生之年能把她找回来是最大的幸福，死了也不会带着遗憾。”邓洁说。
寻找之外，他们也小心维护着自己和女儿的体面。
女儿刚失踪的时候，他们向单位请假说她脸伤了不方便上班。后来再有人问起，就说女儿赌气跑了。他们没印寻人启事，只想着万一女儿回来还能继续之前的生活。
亲人都没有放弃寻找，张玲的幺舅常开车在常德市到处打听，后来他在漆河镇做生意，跟张玲相隔不到6公里，那是张玲距离家人最近的时刻。钟鹏有时也会出现在漆河街道上，但张玲的幺舅从没注意过这个身高一米六的矮胖男人——在人来人往的集市，他太普通了。
张玲（化名）的菜园。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女儿”
张玲意外发现自己也成了母亲。
怀孕时钟鹏告诉她，如果生下一个男孩就放她走。钟鹏当时只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儿，他曾向张玲透露“把你搞来就是为了要个儿子”。判决书显示，张玲怀孕后，钟鹏的妻子曾问起丈夫那是谁的孩子，钟鹏回答这是“借母生子”。
张玲猜测，这或许是一个重要原因，让钟鹏的妻子和女儿成为了囚禁自己的帮凶。她们明知自己的遭遇，却从未表现出半点同情，反而参与看管。后来，这对母女也被警方以涉嫌非法拘禁罪刑事拘留，但因为已过追诉期，两人未被起诉。
被关在房间里，张玲无法预测后来的事，钟鹏的“承诺”和一天天变大的肚子让她又有了希望。她不再嫌弃饭菜，给什么就吃什么，“总得先活下去。”
2010年10月的一天夜里，钟鹏把就要临盆的她塞进了一辆面包车。
“如果他带我到医院，我就能求救。”张玲肚子痛得要命，心里却在盘算。车子在漆黑的山路上不知道行驶了多久，车门打开后，张玲发现四面都是大山。她被拖进了一间四面漏风的木板房，钟鹏找来一个接生的老太太。
张玲只觉得下体肿了、裂了，就快晕过去了，才听见婴儿的哭声。她搂了一下小猫似的女儿，就再也没了力气。
钟鹏没放走她。往后的日子，张玲也没做过一天“母亲”。女儿头发长了吗？会说话了吗？穿什么衣服？隔着那扇紧锁的门，她只能猜想女儿的样子。
直到有一天，天色暗下来，她正在昏昏沉沉的时候，女儿忽然欢叫着跑过门外。张玲惊醒，贴在门上贪婪地聆听，“听她的声音过来又过去，心里舒服多了。”张玲说，女儿只发出零星几声，但已足以让她继续活下去。
后来的每晚，她都会早早守在门口。有时听见女儿被骂哭，她也趴在门上跟着流泪。她想拍拍门得到女儿的回应，但钟鹏威胁她，只要敢这样做就再也看不到女儿。
一次，钟鹏的妻子送饭时女儿也跟进来了，脸圆圆的，穿着粉红色的棉衣，留着齐耳短发，一看到张玲就开始哭。这是她被囚禁的4年多里唯一一次见到女儿。往后的日子，她只能靠声音来想象女儿的成长。楼梯上急促的脚步声更重了，那是女儿在长高；门外的咿呀学语变成了清晰的字词，那是女儿会说话了。
她听到女儿喊妈妈，只不过对象不是她——在村里，钟鹏声称这个女儿是被人遗弃在庙门口，他和妻子收养的，女孩叫妻子妈妈。
对另一个母亲邓洁来说，她还不知道能不能再听到女儿的声音。
邻居总来打听，“他们一见面就问，张玲去哪儿了。我们说她结婚生子，过得很幸福。”
找女儿花费了大量心力，生意也跟着断断续续，她和丈夫张忠凯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她没下落，我们还要活。”2013年，夫妻俩不再承租早餐店，儿子结婚了，他们搬到新家，跟过去断了联系。临走时，邓洁嘱咐新住户，如果有女孩找过来就立刻联系她。
“我要离开那个伤心的地方。”说着，邓洁又哭了。
家里的相册还留着张玲（化名）儿时的照片。受访者供图再收到女儿的消息是2014年。来电是陌生号码，但邓洁一下就听出来，对面是消失了近5年的女儿。
“玲玲还活着。”长期的思念、担心在这一刻决堤，从心中翻涌出来，她泣不成声，不断问着女儿的状况。“你在哪，过得好吗？是不是有人控制你？”
电话那头没有回答，只是提出需要1万块钱，嘱咐她千万不要报警。张玲没办法，钟鹏就在旁边，讲错一个字电话就会被立刻按掉，她不想再失去一次逃跑的机会——几天前，她听钟鹏说起缺钱，想到可以借口要钱向妈妈求助。
挂断电话，邓洁和家人商量，为了女儿安全暂时先不报警。况且当时儿子正在筹备婚礼，这时让人知道了自己还有个失踪的女儿，“不光彩。”
约好交钱的那晚，邓洁拎着一兜现金等在公园门口。她叫上了两三个妯娌陪自己，家里的男人们则在远处等候，“等张玲一露面我们就能带走她。”
等了半个多小时，张玲最终也没出现。邓洁不知道，女儿就在不远处的车里，因为没戴眼镜只能瞥见妈妈的轮廓。本打算取钱的钟鹏非常谨慎，刚一探头就缩回来，见对面人多他让司机赶快走。第二次的出逃机会，又在张玲眼前溜走了。
从那以后，在张玲被囚禁的最后一两年，钟鹏表现得越来越紧张了。不准张玲晚上开灯，认为她在故意报信；安静坐着，他也跑上来骂一通，怪她砸门。
转机发生在2014年的一个下午，钟鹏的大女儿罕见地放她下楼打扫院子。她又想逃，可长期的封闭让她连路都不会走，双腿不受控制地颤抖，要扶墙才能下去。没几分钟，就被钟鹏的女婿鲁宁撞见。他问妻子这是谁，然后责怪道：“关人是犯法的。”
这是钟鹏处心积虑隐藏的秘密，第一次被“外人”知晓。判决书里，钟鹏也在证词里提到，鲁宁 “发现张玲的存在后”，他便开始转移张玲。
大概一周后，张玲突然被叫醒，钟鹏把身份证还给她，让她立刻跟自己走。张玲记得清楚，院门口的橘子树上青果正在转黄，人们穿上了小薄棉衣，还要加条秋裤，自己身上却只有一条单裤。
“他要放我走？”她无法确信，只觉得心跳得厉害。那晚月光很亮，晃得眼前一片朦胧，张玲跟着钟鹏走在田间小路，不小心踏进沟里踩了一脚泥。她累得喘不上气，不知走了多久，总算到了镇里的公共汽车站。
噩梦
2014年10月，在桃源县热市镇的一座村庄，63岁的“庙主”薛丹等来了一位新香客。
这是个很瘦的女孩，不算高，皮肤有种病态的白皙，吃不进饭，眼神也直愣愣的。
“你是哪里来的？今年多少岁？在哪里读书？”连续问了几个问题，对面的人张嘴却发不出声。邻居围过来聊天，她直往屋里躲；不敢一个人出门，在村里散步也要人陪。
女孩正是张玲，是钟鹏带过来的。薛丹此前就认识钟鹏，在当地，“庙主”间互相介绍香客到庙里小住“撑门面”，并以此赚取“中介费”是常事。
薛丹记得，三天后钟鹏再来，要把张玲带走时她看到了反常的一幕：女孩拼命摇头，满眼都是恐惧，她边哭边给薛丹作揖，求她帮忙。薛丹不知道女孩究竟遭遇了什么，但不忍心看着她这样离开。与钟鹏交涉后，对方提出如果“借钱”给自己，就可以让张玲多留几日。那一次，她拿出了700元。
此后，钟鹏又来过几次，每一次张玲都东躲西藏。薛丹觉得这很反常，她本能地不想让女孩陷入到危险中。其中一次，钟鹏想强行带走她，薛丹和老伴儿拿着锄头挡在门前拦了下来。
“我家没有‘狠人’，保护不了她太多。”薛丹说，自己虽然有两个儿子，但大儿子常年在外打工，小儿子不管自己，她和老伴年纪大了，平时只靠给村里人帮工过活。她让张玲报警、找家人，张玲却直摇头。
被囚禁前的张玲（化名）。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她联系过妈妈，但接电话的却是个陌生的声音——邓洁换了手机号码，那次交钱未遂后，邓洁几乎确信女儿入了传销，“我担心她把坏人引到家里。”张玲也去过之前的早餐店，打听家人的下落，但也了无音讯。
至于报警，“那时候我天天脑壳疼，哪有力气去做别的？况且钟鹏也威胁过报警就伤害家人。”过去的1730多天就像个噩梦，从未离开，在身上游走，让张玲难受得起不来身，即便站在冬日温和的阳光下也会晕眩；她变得敏感多疑，总觉得有人盯着自己、议论自己；她不敢公开自己的经历，怕讨人嫌、被抛弃。
她重获了自由，却难以适应自由。就像条尾巴，张玲总是跟在这位婆婆身后，对周遭的一切保持警惕。
接近5年的经历让她很难再去信任别人。一开始，薛丹不知道女孩的身世，怕她再受刺激，就让家人与她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但关心并没有减少，见张玲唯一一件外套的拉链坏了，常常双手环胸，薛丹让老伴儿把外套拿到镇上，换了拉头回来。薛丹的儿子每次去镇上给女儿买零食，都会带回两份，把其中一份留给张玲。
张玲也开始观察着这个陌生的老婆婆，从发出第一声“切（吃）”开始，教自己重新说话，半年后，她终于能勉强和对方交流。这半年，她发现薛丹会走一两小时山路去给自己买合身的厚棉裤，也没有限制她去任何地方。
她洗了近5年来第一个热水澡，白天劳动，晚上睡觉，没人再打骂自己。再到后来，她拥有了被囚禁以来的第一部手机，是薛丹的儿子送的，她可以自由地和任何人联系。
一天晚上，她终于向薛丹开了口，告诉了对方自己曾经的非人遭遇。两人“眼泪哗哗流”，后来薛丹借了五六千元陆续送给钟鹏，算是留住了这位“香客”，对方也很少再来过。
山下是张玲（化名）现在居住的地方，重获自由后，她常常走在这条小路上。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日子一天天过去，薛丹发现，张玲说话时开始带着笑容直视对方。她也终于有精力仔细打量这个“家”——一幢贴着粉色瓷砖的三层小楼，瓷砖脱落了几块，露出灰色的水泥墙；屋里空荡荡的，没有彩电，家具只有几张简单的桌椅；屋外有个鸡棚，还有一块菜园和一个小花坛，现在都归她打理。她种上了辣椒、毛豆这些常吃的菜，还种了两棵盛放的玫红色月季。
但有些伤痛仍会时不时地冒出头来。
厕所有异味，她就不想上。大风把门吹得“砰砰”响，她会害怕。做笔录时警察要关门，她感觉头晕想吐，立刻大叫着把门打开。陌生的男人来家里收废品，她铁着脸赶他走，怕又遇到坏人。
2018年，她和薛丹的大儿子成为夫妻，有了儿子。即使面对丈夫，张玲也无法完全放下戒备。性是痛苦的，平时他们分房睡，丈夫一凑过来她就条件反射地打他。
她牵挂和钟鹏生下的女儿，现在没人能阻止她们相见了，但因为陌生，女儿不想与自己生活，只在周末才来一天。她珍惜这短暂的相处时光，只是有时候，看到女儿那张跟钟鹏相像的面容，头就开始疼，就像只要靠近那座院子就想呕吐。
她不知道，这场噩梦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结束。
两段人生
如果没被囚禁，人生会怎样？37岁的张玲不止一次想过这个问题。
过去她称得上要强，考上的是专科，却同时修完了本科项目，最后拿到了自考的本科学历。同宿舍的朋友都谈恋爱，只有她在一刻不停地学习，拿到了导游证、教师资格证和普通话水平证书。她筹划着，将来有时间她还要考驾驶证。学校办的体育比赛，每次她都使劲跑、使劲跳，要得个第一。
“没她搞不好的事。”邓洁说。
14年后再见面，邓洁觉得一切都变了。
今年4月，“失踪人口”张玲镇上派出所给儿子办户口，录入了自己的信息。几天后，4月15日，她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警察确认她的身份后，这个离家14年的女孩终于被找到了。
第二天，在桃源县公安局和桃源县妇联的组织下，张玲家人赶到派出所“认亲”。张玲第一眼就认到了妈妈，瘦了，也老了，原先好好的一双眼，哭得遇风就流泪。“这都怪我。”两个人抱着大哭，哭到外面的大雨声都听不见。36年来，她第一次听见妈妈喊自己“宝贝”。
邓洁发现，曾经体面的女儿胖了、黑了，头发绾在脑后，额前散着细碎的刘海，架个眼镜。旧衣旧鞋一身土气，走路低着头，连方向都分不清，完全没了当初的风采。就连口音都变成了桃源话，只有叫“爸爸”“妈妈”时才有些从前的爽快。
越是这样邓洁越心疼。她悄悄给办案的警官发消息，让他狠狠去问，不能潦草结案。张忠凯却接受不了，合照时，非让张玲把那身透着土气的外套脱掉。背着张玲，他难过得大哭：“这还是我的宝贝女儿吗？”
张玲（化名）最爱颜色鲜艳的花，在家门前的花坛里她种了几株。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妈妈把她带回家，但在干净整洁的房间里张玲显得格格不入。
房子是2003年之后买的，有100多平方米。厕所没有一块水渍，浅色的地板亮得反光，一个脚印都没有。客厅墙上贴着壁纸，暗金色的花纹衬得屋里更加亮堂，电视上盖着防尘的白布，果盘摆得整齐。
邓洁还保留着女儿的一套碎花睡衣、一件上衣、几张照片和那台笔记本电脑作为念想。她把电脑拿给女儿，张玲却早就忘了怎么开机打字。
现在，张玲最拿手的是播种、收割、洗衣和做饭。邓洁给她买了几套风衣和毛衣，整齐地叠好，她想弥补女儿，让她重新光鲜起来。张玲一件没要，这些浅色的、柔软的新衣穿上干活不方便。如今，她更习惯挽起袖子走在乡下的小路上，随手摘一些野果搓两下就放进嘴里尝。
邓洁觉得女儿变化太大了。两人还没聊多久，张玲就要进屋自己待着，晚上她们睡在一张床上，背对背各躺一边。妇科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张玲就急着要走。一天凌晨，她坐在客厅把起夜的张忠凯吓了一跳。
“你怎么不睡觉啊？”张忠凯问。“我想回去。”张玲很坚持。临走前，她还拎了好几兜鱼和肉带回去给婆婆一家吃，这让邓洁难过：“她觉得那里才是她的家。”
更让她难过和不甘的是女儿没有了一丝锐气，而是和一个贫穷的家庭绑在一起，躲在乡下，不社交，也不去赚钱。“我都60岁了还在工作，不指望她出人头地，但她还那么年轻，怎么能跟社会脱轨呢？”
家里还保留着2009年左右给张玲（化名）买的电脑。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新的开始
邓洁说她愿意退一步，接纳女儿的新家庭，承诺帮她带孩子，也可以联系一切能联系的人介绍工作。她反复告诉女婿，一定要把张玲带出去，走出那个封闭的地方，回到属于她的轨道。
但只有张玲清楚，走出来根本没那么简单。光是重新面对家人，就已经很难了。
某种程度上，是她主动选择了封闭。在农村的家里，她不用担心遇到陌生人，那会让她感到紧张。偶尔她还是会被噩梦惊醒，至今依然不敢独自散步，但只要身处家中，她就能获得宁静，还有她曾经渴求的安全感。
她把自己的生活半径缩小，重获自由的10年间，她甚至没有去过县城，连镇上的集市也鲜有到达。这10年，她更熟悉泥泞的小路，山间的羊群，以及自己的新家人。连她自己都没注意到，面对两种生活，她下意识的说法已变成了“我们”农村和“你们”城市。
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她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被尊重和话语权。薛丹一家都觉得张玲聪明能干，不管是烧火做饭还是家里的存折密码，大事小情都由她掌管。她规划着这个家庭的未来，让丈夫去考电工证，53岁的丈夫照做，每天趴在桌前学习。
她觉得，丈夫年纪大，人却老实贴心，下雨了没带伞，会把衣服脱下来给张玲披上。“他干什么都听我的。”
但在父亲眼里，他始终无法认可这场婚姻。在家的五六天，张玲哭了好几场，父亲总是强调，别人家的孩子出国、拿奖学金，自己的孩子却嫁了一个“又老又穷”的男人。
“都是她自己造成的，一步错、步步错，她自己毁了自己。”张忠凯替她着急。后来，就连邓洁也加入进来，让张玲离开现在的家庭。
还有那些亲戚，再一次，他们团团围住张玲，劝她减肥，劝她再想想未来。就像14年前她失踪前的那场数落一样，吵得她头都大了。
家中还保存着张玲（化名）曾经的睡衣。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让她烦恼的还有眼下现实且粗粝的清苦生活。今年72岁的薛丹视力退化，右手骨折过，干不了体力活。丈夫身体也在变差，不再外出务工，家里没有收入，全靠几万元存款过活。丈夫的大女儿在外读书，每月需要2000元生活费，不久前，他们的小儿子生病，掏空了家里的积蓄。
她不得不考虑重新回到城市谋一份生计，尽管她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扎进人群，告别恐惧。
有关部门正在提供帮助。桃源县妇联的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桃源县县政府组织民政、教育、妇联、公安一起开会研究过张玲的事情。妇联正在帮助张玲寻找工作机会，教育局则安排了张玲的女儿转学到热市镇，并和妇联一起给女孩做了心理疏导，让她慢慢接受真相，回到母亲身边生活。
父母还在迫切地等待着女儿的回归，为她准备好了一切，来填补那4年多受到的伤害。女儿本就属于城市，现在为什么非要过另一种生活呢？
张玲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做。女儿转学后不再寄宿，每日回家与自己朝夕相处，张玲喜欢这样的时光。收到判决书的当天，她带女儿去派出所改名字，不再姓“钟”，随了丈夫的姓——她相信，这会是个新的开始。
她说女儿很懂事，也很适应新学校的环境，月考全班第一。这让她想起自己在大学时不停考证的日子，偶尔她还会想起大学毕业时做导游、到处走一走的计划，久违的冲动随即生起，又一瞬而过——院前的菜园还等着她打理，天色不早了，她生起火，为一家人准备晚饭。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左琳 秦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