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 “领航者征途“2024中国企业高质量出海论坛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隆重举行。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白重恩出席并以“中国企业拥抱世界”为题演讲。
白重恩表示，当前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我国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出现了新形势和新变化。房地产投资增速处于萎缩状态，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于GDP增长趋同，为维持总投资增长速度，就需要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但这又产生了比较严峻的阶段性供需不平衡问题。
面对上述形势，企业家需要如何做？白重恩认为，出海就成了值得思考的选项。“国内卷得非常厉害的情况下，我们要开拓投资领域，一个自然的方向就是向全球来进行投资”。
白重恩指出，中国企业“走出去”可以获得诸多益处。“有很大销售市场、人才、合作伙伴，其他国家的政策可能比我们国内的还更加优惠，克服地缘政治的障碍和贸易壁垒，通过第三方出口到其它国家等等”。
白重恩指出，中国之所以能够出口技术，在于中国大规模市场和拥有大量大学毕业生所产生的创新力。由于市场规模大，创新获得应用的范围就比较大。人力资源很丰富——每年有900万大学毕业生。
白重恩还特别提到，中国消费者对创新的拥抱力度非常大，“中国消费者只要有创新就用，比别的国家的消费者更愿意接受创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消费者很年轻，平均受教育程度远高于祖辈。“接受教育会带来比较领先的观念，因此拥抱新产品就比较快。受教育程度高也带来了收入高，收入分配上，年轻人的收入不错，购买力是很强的”，因此，“企业的创新得到了这些年轻消费者热烈的拥抱，所以对创新非常有利”，白重恩说。
不过，白重恩也强调，企业在出海时，要明确知道自己产品的消费主力是谁。他举例说，“前两天跟一个电动汽车行业的领先者交谈，他说国内平均消费年龄是30岁，欧洲平均消费年龄是45岁到60岁之间。同样一个车，两个地方是不同的消费群体”。
但白重恩强调，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带给世界正面影响，尽量减少对当地的冲击。“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一定不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还要穿着对方的鞋、站在对方的位置来想我们对他们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他举例说，我们的企业给当地造成的竞争可能会挤出当地企业，可能对当地环境有一定影响，对文化有一定影响。
白重恩还强调，中国企业出海也要想当地企业学习，通过拥抱全球来增强自己的长期能力。他仍以电动汽车为例，有专家表示，中国电动汽车技术领先国外两代。但“一代”在国内是指两年，而在欧洲则是7年。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答案是欧洲对汽车的测试要求非常高，对安全的要求也很高，“要开很久很久才能积累安全里程”。
白重恩反问，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不是要学习一下？我们在这么快的技术更新的时候，丢掉了什么？忽略了什么样的价值观？
谈及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白重恩表示，学院今年将迎来四十周年，学院的明确定位是“桥梁”：是理论与实践之间桥梁，科技与商业之间的桥梁，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桥梁。
以下为演讲实录：
白重恩：我的题目是“中国企业拥抱世界”。作为经济学者，特别是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我从比较宏观的视角来看。
首先，投资率（投资占GDP的比重）方面，中国在2001年正式加入了WTO。加入WTO以后，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投资率增长得比较快。2004年达到了当时的峰值，有一段时间稳定。但是2008年底，我们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实施了很大力度的财政刺激计划，主要内容就是增加各方面的投资，当时有灾后重建、基础设施投资、关键产业的投资，投资率到了2010、2011年达到最高峰，约47%，是全世界大国中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我们比较一下其它的经济体，除了中国之外，G20经济体平均的投资率是22%，我们的投资率达到了47%，比别人的两倍还要多。这样一个高投资率不可能长期持续，所以现在我们就在逐渐地做调整，调整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
第二，投资回报率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投资给我们带来了比较高的回报，但是2008年开始，我们的刺激力度很大，投资很多，一方面对“保增长、保就业”起到非常关键的正面作用。另一方面，当投资增长速度比较快的时候，投资带来的回报不可避免地就会下降。从2008年到现在，我们的投资回报率都在不断下降。
提醒一下大家，纵坐标的起点不是0%，是-5%，很容易把这解读成我们现在还有比较高的回报，但是如果把纵坐标读清楚一点，就看到我们现在的投资回报率已经比较低了。
面对这样一个环境，我们怎么办？
最近又遇到了新的变化，我们的投资里有三大块：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有两条曲线，一个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个是房地产投资增速。2021年之前，这两个投资基本不相上下，房地产投资平均稍快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但是2021年开始就变了，2022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变成-10%。2023年持续-10%的萎缩。今年的前9个月和去年同期相比，房地产投资仍然是下降10.1%。
在我们的经济增长中，投资占这么重要的地位，但其中特别大的一块——房地产投资在萎缩，不仅没有增加，而且在下降。
三个投资，主要的是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制造业。基础设施投资前9个月，实质增长，调整了价格以后的增长，比GDP增长稍微快一点点，GDP的增长是4.8%，基础设施投资百分之三点几，加上2个百分点的价格因素，大概百分之五点几，这是挺正常的。
三大投资领域，一个是在萎缩，一个是跟GDP增长差不多。为了维持总的投资的增长速度，必然要发生的就是需要制造业投资增长比较快。果然，经过努力，我们实现了制造业投资快速地增长。前9个月，制造业投资的名义增长速度是9.2%。但是我们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投资品价格的价格指数，我们就用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来替代，-2%的价格，所以名义增长是9.2%，实际上买的东西增长是11%，是GDP增长速度的2倍。如果某一个行业的投资是GDP增长速度的2倍会发生什么？很快就知道了，我们出现了比较严峻的阶段性供需不平衡，对于企业的利润产生了巨大的压力，9月份企业利润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几。
为什么要讲这个？这就要引出“出海”。
国内的投资回报率已经下降比较多，我们为了保增长，投资又带来了供需不平衡的情况下，简单地说就是国内卷得非常厉害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开拓投资的领域，一个自然的方向就是向全球来进行投资。
当然，这也不是那么容易，一种做法是不到全球投资，在中国投资、中国生产，然后出口。这一组数据可以看到中国出口将会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的工业增加值首先是全世界第一，第二，30%是依靠外需。我们工业的产值30%要卖出去，我们的制造业的产值是全球制造业产值的1/3以上，我们的GDP占全球的比重是17%-18%。1/3以上是什么概念？把我们之后的另外十个制造业大国的总量加起来也没我们多。
我们的体量这么大，又这么依赖出口，我们制造业的顺差，制成品的外贸顺差，2007年时占GDP9个百分点，但这是不可持续的，随着我们的体量越来越大，要想维持顺差占9个百分点，全世界肯定会非常不接受。
慢慢地，去年我们整体的顺差降到2个百分点，但制造业的顺差占GDP的比重是9个百分点。其它方面有逆差，服务有逆差，原材料贸易有逆差，总体抵消了以后是2个百分点的贸易顺差，但是制造业的顺差占GDP9个百分点，我们成为全世界的一个靶子，大家都认为中国的体量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要继续靠出口解决我们的需求问题越来越难。
大家看到，我们过去见到的贸易摩擦会越来越多，一部分由于地缘冲突造成的，也有一部分是中国的制造业成长很快，全球不能够很快地适应，全球要吸收我们这样的一个大的变动，有它的难度。
这是我们的大背景。国内投资卷得很厉害，回报比较低，在国内生产出口也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就要“走出去”。
“走出去”要问一个问题，别人说我们“走出去”就是出口产能。我们除了出口产能以外，当然不希望我们仅是出口产能，我们是要给世界带来很多对世界有正面影响的东西。
我们企业“走出去”能给世界带来什么？
第一，资源包括资本。中国的储蓄率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我们有技术，有管理特殊的方面，甚至有些观念也是跟其他国家不一样的，能带来一些新的东西。销售渠道、供应者网络、市场地位（品牌和规模等）。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人均GDP跟美国相比，只是美国的1/6。在这样的一个经济体中，为什么我们甚至有些技术可以出口？这确实是一个真实的现象，有些领域，我们的技术是再出口的。有很多原因，有中国特别大的市场，当我们强调中国现代化特色的时候，大市场是一个特色。大市场对创新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创新获得应用的范围比较大。我们的人力资源很丰富，我们每年有900万大学毕业生，人均DGP是1.2万美元的经济体中，我们的教育、人才培养应该是最好的之一。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素。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中国的消费者对创新拥抱的力度非常大，中国的消费者只要有创新就用，相对来说比别的国家更愿意接受创新。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因，中国的消费者很年轻。
看一下消费的能力，77年恢复高考之后，第一届大学毕业生是多少人，入学的大学生不到30万，现在是900万人。77届上大学的人大概现在年龄65岁，这个年龄组的人平均的大学入学率也就不到3%。今天的大学平均入学率是60%以上。所以，我们这个社会处在这样一个发展的阶段，使得年轻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远远高于他的父辈，远远高于他的祖辈，受教育会带来比较领先的观念，因此拥抱新产品就比较快。受教育程度高也就带来了收入高，收入分配上，年轻人的收入不错，年轻人的购买力是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企业的创新得到了这些年轻消费者热烈的拥抱，所以对我们的创新非常有利。
当然我们“走出去”的时候要看那个社会是一个什么社会，它的消费主力是谁。
我前两天跟一个电动汽车行业的领先者谈，他说他们的车在国内平均的消费年龄是30岁，在欧洲消费年龄是45岁到60岁之间。同样一个车，两个地方是不同的消费群体。想象一下50岁以上的人电动汽车的接受度和30岁的人接受电动汽车的接受度完全不一样。
当我们考虑我们能给世界带来什么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带来了技术，我们要考虑一下我们后面的背景是什么，到世界其它的地方是不是就变了？
中国有些产业技术很好，这是原因之一。
我们“走出去”除了给别人带来资源，带来正面的影响，也有的时候，至少在别人的观念里面，我们给别人带来了“冲击”。
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一定不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还要穿着对方的鞋、站在对方的位置来想我们对他们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的企业给当地造成的竞争可能是挤出了当地的企业，可能对当地的环境有一定的影响，对文化有一定的影响等等等等，这可能都是考虑我们“走出去”给别人带来什么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各个方面要努力地减少给别人带来的负面冲击。
我们的企业出去以后，能从世界获得什么？当然能获得很多，我们有很大销售市场、人才、合作伙伴，其他国家的政策可能比我们国内的还更加优惠，克服地缘政治的障碍和贸易壁垒，我们通过第三方出口到其它国家等等等等。
我特别想说的是，我们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企业的能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希望我们企业出海的时候，不仅仅是要想得到了新的市场，可以出口，可以绕过贸易障碍，也要想一想我怎么通过拥抱全球来增强我的长期能力。这个“长期能力”包括跨文化管理的能力，去汲取别人的一些可能跟我们的理念不同，但是我们的理念放到一起的时候，可能会更好。
以电动汽车为例，我问了一下我们的电动汽车技术领先多少？有一个说法，我们是一代、两代的领先。“一代是多久？”得到的回答是在中国的一代大概是两年可以升一级。但是欧洲的一代是七年。好像我们是无敌了。
首先我们是已经领先了，而且我们更新还更快。但是再一问，为什么欧洲是7年而不是2年呢？答案是他们对汽车的测试要求得非常高，对安全的测试要求也很高，要开很久很久才能积累安全里程，才能决定下面怎么办。
我们企业“走出去”是不是要学习一下，我们在这么快的技术更新的时候，丢掉了什么？我们确实速度快，但是在速度快的过程中，我们忽略了什么样的价值观？我们出去的时候，可以高高在上的时候，我的技术比你领先的时候，也要想到别人的某些价值观也许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在出海的过程中能够更多地去融合全球的消费者对产品的看法、对汽车这样一个耐用品安全、长期可靠性的需求，可能对我们也是很重要的。
有些中国企业已经成为了来自中国的跨国公司，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公司成为来自中国的跨国公司。但是作为一个跨国公司，要有足够的包容性，向别人来学习，学习我们事先都没有想到可以学习的地方，让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地位不断地提升。
“走出去”也有不同的形式，可以有产品出口、技术出口、出去投资。
出去投资有很多我们要克服的问题，其它国家的制度、环境、文化等等跟我们不同。我们通过“走出去”来增强自己的能力，也包含这些。我们也要考虑有不同的形式，不总是说投资就是最好的选择，也有技术转让或者是技术许可，也是不错的可供选择的“走出去”的形式。
最后，清华经管学院今年是40周年，我们在年初考虑怎么来今年40周年的时候，我们就想清华经管学院的定位是什么，我们的使命是创造知识、培育领袖、服务中国、影响世界，这16个字是我们一直在考虑的，但是用什么样的定位来去实现这样的使命？我们想到了一个重要的描述我们定位的方法，就是我们要更好地起到几个桥梁的作用。
一个桥梁的作用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所有经济管理学科是非常入世的学问，我们一定要理论与实践结合，所有的经济管理学院都会这么做。但是清华的经济管理学院是背靠着清华大学这样的一棵大树，我们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们特别强调两项：一是科技与商业之间的桥梁，二是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桥梁。这是我们的定位中特别强调的两个部分。
中国现在大量的企业在考虑出海或者已经出海，在这样的一个大潮中，我们怎么扮演好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桥梁，怎么扮演好科技与商业之间的桥梁，又对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
我们特别希望做的是为出海企业培养人才。过去是跨国公司到中国来投资，他们有人才的需求，我们满足了他们对人才的需求。现在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也有人才的需求，我们就想跨国公司到中国来用的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可能就会想象中国企业“走出去”要用什么样的人。
我们希望培养的人是对我们投资目的地有非常深入地了解，比如说在那儿出生，在那儿成长，在那儿接受了基础的教育甚至是大学的教育。但是有一段时间在中国学习，有一段时间在中国工作，对中国的情况又有一定的了解，这样复合的人才，既懂得科技，又懂得管理；既懂得中国，又扎根于当地，这样的人才是我们希望培养的。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人才培养，通过我们各种各样的研究，通过我们各种各样的服务，为全球走出去、拥抱全球的中国企业提供我们的服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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