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琪鹏
“帮助一个人叫公益。传播一种公益理念，唤起整个社会对遗嘱的重视，转变人们的观念，也是公益，而且是更大的公益。”——陈凯
陈凯（左一）为“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二登记中心揭牌。
说起陈凯，重名的很多。说起“中华遗嘱库”，却是独一无二。作为“中华遗嘱库”的创始人，陈凯已经在普及遗嘱观念这件事上奔走了十多年。许多人想象不到：帮人立遗嘱，也是做公益。
陈凯气质斯文，却总做出不寻常的举动。大学刚毕业，他进入体制内工作，却放弃“铁饭碗”去当律师。凭着扎实的业务功底，很快在律师圈子干得风生水起，他又放弃“金饭碗”，投身去做公益。就连做公益，陈凯做的项目也和别人不一样，是给人立遗嘱。许多人一听见遗嘱二字，觉得晦气，就不再理他了。
放着好端端的律师不做，为什么偏要选择这个工作？
2007年，为实现自己涉外律师的理想，陈凯来到澳大利亚一家律所交流学习。当年澳大利亚的华人面孔还不是很多，当地居民对中国的一切都很好奇。这时，国内一位著名演员突然离世引发的遗产纠纷，引起当地人的好奇——难道中国人不立遗嘱吗？
陈凯这才知道，在澳大利亚，人们在结婚、生小孩之后都会立遗嘱，大家对这件事非常坦然。如果不立遗嘱，这个人就“不正常”。而在中国，早早地立下遗嘱才是“不正常”。
立遗嘱真的这么有必要吗？陈凯注意到，电视上家庭调解类的节目开始变得越来越多，这些节目中，矛盾的起因都是老人离世没有立下遗嘱。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遗嘱进入千家万户，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说来也巧，回到国内，陈凯一连接了几个遗产纠纷的案子。这些案子中，因为遗产分割问题，原本和睦的一家人反目成仇，令人唏嘘。“不立遗嘱，主要是观念问题，结果导致家庭受到伤害。有的人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却始终迈不过这个坎。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陈凯发现，想要普及遗嘱，必须要改变观念。要改变观念，就要做好传播推广。而公益，是最好的传播方式。“就像保险一样。30年前劝人买保险，人们会觉得是在咒自己。今天再提到保险，已经不会有人再这么想。”陈凯说。
随着研究越来越深入，陈凯对遗嘱的理解也越深刻。他说，遗产纠纷表面上是遗嘱问题，其实是老年人的财产自主权问题。有的老人生前订立了有效遗嘱，但子女仍然会吵架、打官司。
显然，只写好遗嘱是不行的。“遗嘱是一张纸，这张纸随时都会被别人质疑：遗嘱是不是真的？立遗嘱的人有没有受到胁迫？立遗嘱的时候意识清不清楚？”陈凯说，立遗嘱不但要有流程的保障，还要有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来保管遗嘱。
受到古代“正大光明”匾的启发，陈凯萌生了创立“中华遗嘱库”的想法。他说，“中华遗嘱库不但要帮老百姓立好遗嘱，还要把遗嘱保管好、传递好，所有的流程也要正大光明。”
2013年3月，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主办的“中华遗嘱库”项目在北京启动。启动首日，6部热线电话来电不断，接线员嗓子都冒了烟。第二天一早，工作人员开门后发现，居然有218个未接来电。
因为多年的“心病”得到解决，许多老人纷纷写来感谢信，为工作人员送来锦旗、慰问品。陈凯还记得，一位82岁的老教师写来满满三页纸的感谢信，信中言辞恳切，让工作人员感动落泪。
来“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的老人中，还有一些特殊的老人，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小家，而是为了社会这个大家庭。“中华遗嘱库”曾接待过这样一位老人，没有指定任何继承人，而是希望百年之后将房产捐给国家。经过沟通得知，老人是一位老党员，已经有50多年党龄。
这件事让陈凯大为震动：“我们不但要为老人解后顾之忧，还要帮助老人把家风传递下去。”
近几年，在北京的公交站台上，不时能看到“中华遗嘱库”公益广告。原来，这是广告公司无偿提供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遗嘱的重要性。
因为“遗嘱”这两个字，第一年广告上只能写“家庭财产继承公益项目”，而且字号打得特别小。到了第二年，广告上才把陈凯的头像印上去，并在旁边打了一行小字：“中华遗嘱库”创办人。直到第三年，“中华遗嘱库”几个字才正大光明地出现在广告的醒目位置。截至2023年底，“中华遗嘱库”遗嘱登记保管数量已突破31万份。十年间，遗嘱人平均年龄从77.43岁降低至67.82岁，人们对订立遗嘱更加坦然。
“中华遗嘱库”是公益项目，不收任何费用。为做公益，陈凯律师不做了，还要不断投入来维持项目的运行。直到最近几年，随着越来越多公益资源的加入，陈凯的压力才小了许多。有人问他，这样做公益是不是太亏了？他用父亲留给他的遗嘱回答：要做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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